迷路：《生命串流》0002

[Princeton 的雁鴨]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

中國的曆書上說：這一天太陽將過資經二四○度，氣候寒冷，並逐漸降雪。

中午，「新澤西一○一」（NEW JERSEY 一○一）電台的播音員似乎也說：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可能含在今晚飄墜下來。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起初，我一點也不以為意。因為，我才來到這個國度不到三個月，任何以英文傳佈的訊息都不太令我當真。也不敢當真，因為我總是只能聽懂或看懂一個句子中的若干單字，我無法完全信賴自己的猜測能力，以至於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街道上，我總覺得活得很不真確。

不過，這一次要下雪的消息我似乎沒有聽錯。因為，下午二時左右，一位來此多年的學長打了個電話來，殷切的叮嚀著說：要下雪了，得準備禦寒的衣物以及除雪的工具。而一掛下電話，我不由得慌了起來。

兩個多月前，在臺北，正是盛暑。那時，雖然知道這個地方冬天常會有雪，但是一則由於在臺灣始終不曾有過大寒的經驗，對於禦寒之事也就沒放在心上，二則由於臨行前過於忙亂，倉促間使沒能刻意去添購一些寒帶地區適用的衣物，以致連一雙在雪地上行走穿的雪靴也沒帶就來了。來了之後，雖然一再提醒自己要在初雪之前去買一雙雪靴和一件雪衣，可是一方面由於忙亂於應付課業和生活瑣事，另一方面由於不會開車，不願事事煩人相助，所以，便打算等自己拿到駕駛執照之後再前去採買。而駕駛執照雖然在兩星期前就到手了，採買的事卻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然則，雪可能立刻就要來了。

「雪就要來了，怎麼辦？」我獨自在屋內這樣愁惱了好一陣子。末了，找走出屋子，看看逐漸灰茫的天色，聽聽漸次加急的風聲，我猛然決定在雪來之前買一件雪衣、一雙雪靴。因為，錶上才三時一刻，夜未臨、雪未降。

驅動那一部由瞿海源、葉啟政、陳其南接續相賣到我身上的、歷史分明可考的福特「護衛者」（Escort），駛過哈里森（Harrison）街，上了一號高速公路，半小時不到的車程之後，一個右拐，我便抵達在這個地區頗具規模的「貴格橋購物中心」（Quakebridge Mall）。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約莫二十天前才搭友人便車來過，而其路線又最簡單、最不容易迷路。

停好車，進入由數十百家大小商店組成的建築群中，我決定挨門挨戶搜尋我要的衣和鞋。上一次來，匆匆在一家小店買了個枕頭和一床電毯就走，這一次，我決定趁機瞧瞧美國人的店究竟賣些什麼東西。

然則，這樣的決定卻是個麻煩的開端。

穿梭於人群與貨品之間，東瞧西看、左碰右觸，一時渾然忘記《老子》「五色令人目盲」的警語，也渾然忘記暖氣煦煦的建築上空正醞釀著一場風雪。待我覺得兩腿有些酸麻，雙眼有些枯澀之時，才警覺到時辰可能已經不早，一看腕錶，果然已是六時三刻。我的心立刻慌了起來，擔憂著：外面是不是已經下雪了？

倉促閒，我於是挑了件天藍色的雪衣夾克和一雙琥珀黃的長統雪靴，付了賬，連奔帶跑的趕離那座廠然的建築群。出了門，看看天地，還好，除了停車場上巨型水銀燈的自光之外，並沒有白茫茫一片的雪色。我頓時鬆了一口氣，可是，全黑的天色也令我暗暗焦慮著該如何尋著來時路回去。

曾想打電話請朋友來援接，可是，我想：只要上一號，筆直向北，找到哈里森街，左轉直走就是歸宿，應該不致有問題。更何況，「路在行進間就會出現」一直是我所崇仰的英雄信條。所以，略為躊躇，我立刻驅動車子，試圖把自己帶回住處。儘管，在那之前我絲毫沒有夜間駕駛的經驗。

怎料，出了「貴格橋購物中心」，在一個岔路口上，來不及看清指標，便被後面來車催迫的喇叭聲逼著隨意擇了一條公路開。而不到十分鐘我就知道在岔路上的那一次選擇錯了，因為路愈來愈暗，愈來愈狹，根本不像是一條高速公路。可是，前後不斷的來車卻逼我繼續盲目前進，直到路旁出現一塊稍敞的林地，我才靠邊把車停下來。

停好車，熄去引擎，我深深的吸了幾口氣，使自己慌亂的情緒稍稍平穩下來，開始思索歸去之道。

首先，我徹底的翻找車廂和行李廂，企圖找出一張地圖來。結果，除了一張紐約地下鐵道路線分佈圖外，便一無所得。悵然之際，我突然想到中國大陸的老作家蕭乾。記得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警告過中年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忘了帶地圖」。我想替他補一句：「也不要帶錯地圖」。

坐在車中，扳了扳開始發凍的手指頭，想笑，笑不出來，想哭，又不敢哭。記得《晉書》上說：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有人說：他「率意獨駕」而「不由徑路」乃是在為那個亂世的生民找尋一條新的出路，而每每「痛哭而返」則是因為所找到的都是「窮途末路」。因此，我想，以阮籍這樣的襟懷和行徑，以西晉當時紛亂多變的世局來說，他是有資格哭、也應該痛哭。而我呢？我能哭嗎？

我走的是百年來讓中國人川流不息的留學之路，走的是一條師長所舖就、社會所認可的、似乎是榮耀的路，尋求的似乎也只是我個人知識和事業上的成就，而竟然在美國東部這樣的一個小鎮邊區迷了路，我能哭嗎？我能怪誰嗎？

我似乎只能怪自己在過去的歲月中過於慎重，始終不敢、也不曾單獨走過一條陌生的路，以致欠缺迷途的經驗和處理的技能。

是的，我始終不敢單獨走陌生的路。

小時候，在臺灣西部一個靠海的小村落裡裡長，記憶中，幾乎不曾一個人離開過那座村落。有幾次偷偷走到海堤上，看著退潮之後各種小生物在裸露的海灘上和海河邊生息動亂的景觀，曾有衝動要下去玩耍一番。可是一想起幾個熟識的童伴曾消逝在那一條海河邊、並且可能變成了傳說中在找替身的水鬼，我便退卻了。始終，也不敢一個人步入那一片陌生而充滿禁忌的領域。

十三歲，首度離家出遠門，到嘉義唸初中，是由父親用摩托車把我載到學校宿舍託付給神父照管，假日則跟隨著一些年長識途的同鄉搭車回家，一直到一、二十個來回之後，才敢一個人照著熟知的路線行動。三年裡頭，始終不曾走岔了路。

十六歲之後，上臺北讀高中、大學，也有姐姐、表哥、堂哥、阿姨輪流帶領著去熟悉那一座都市。在那兒七年，雖不曾踏遍每一條大街小巷，可是，在一個學生能走、該走的路線上，我始終走得極為平順、相當自足。不曾、也不敢去探一探其他的路線，所以，二十二歲之前也無迷路的遭逢。

大學畢業，應召入伍服役。當兵，雖然說是一種冒險事業，卻是一種集體的冒險事業。大家走在一起的、方向一致的路就是對的，無所謂迷路不迷路。算得上迷路與否的，只有那一位知道或不知道目的地的帶領者，而我始終都只是個聽命行事的少尉軍官，按著別人規定的路線前進，沒有人能責怪我什麼，我也不必冒迷路的險。

服完兵役，回到臺北的校園唸研究所，三年裹，走的又是一條簡單而明確的老路。直到我拿到碩士學位那天，我才有機會，也才想選擇一條可能會有些異樣的路。那一天，當我的指導教授問我何去何從之時，我的回答是：「到社會上去闖一闖，或是找個教書的工作。」然則，他笑了笑，搖了搖頭說：「闖什麼呢？毫無門路的，你瞎闖些什麼？教書嘛，你的學問選不行。最好的一條路還是跟我到研究院來多讀幾年書再說。」於是，我進入研究院工作，繼續走我最熟悉、父母和師長都認為最穩當的讀書、研究之路。

一年之後，有一天，我的老師突然對我說：「你應該開始準備到大學去拿個博士學位了，」我有些不服氣的問他：「您不是也沒有博士學位嗎？而在同行中又有誰不肯定您在學問上的成就？要治學，留住研究院即可，又何必到大學去循規蹈矩的拿個學位呢？」他默默的看了我好一會兒，歎了口氣，苦笑一番，然後說：「我來說個故事。當年我也和你一樣年輕，在離開臺北到倫敦「政經學院」進修前夕，我去探望我病臥在床的老師，他握著我的手，叫了叫我的名字，叮嚀我到英國唸書千萬不要只重學問，儘可能要拿個博士學位回來。他還說：這個社會愈來愈重視學位，年輕人有理想固然好，太理想主義可就不好囉！我到倫敦之後，並沒聽他的話，只修了一些我不熟悉、卻富有挑戰性的科目，結果，在知識的成長上雖然頗有一番新境，卻終究沒能拿到博士學位就回來了。這是我走過的路、我不希望你步上我的後塵。我承認，學問與學位之間是有所差別，可是，這個社會絕大多數的人只能判別你學位的高低而無法認織你學問的深淺，所以，如果你還想在這個社會上有些作為，無論是為己、為國、還是為民，除了學問，你還必須有學位。你應該知道：沒有博士學位，學問再好，也當不成大學校長。」他的話令我非常驚愕－－驚愕於他竟然有這樣的一段歷史，驚愕於他這樣黑白分明的把理想和現實這兩條路線翻攤在我面前讓我抉擇。

而無論如何驚愕，我終究還是默默接受了他的建議，走上我一半以上的同事都走過或正在走的留學之路，來到了美國，讀一所長春藤盟校的博士班。

可是，來了之後，我仍然常常在想：如果我不選擇這一條路，那麼，我會如何呢？再往前溯，如果我不曾選擇進研究院的路，我又會如何呢？如果不曾到臺北唸研究所、大學和高中，如果連嘉義的初中也不曾去讀，那麼，又是如何呢？我不知道，也沒有人會知道。不過，每當我這樣反思之際，我總會記起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一八七四－一九六三）的那首名詩：「那條不曾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第一次接觸這首詩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還記得是「冬至」那一天。那一天中午，和幾位朋友到學校對面叫一家小館吃鮮肉湯圓「補冬」，頗飲了幾杯溫燙的紹興酒，在酣暢的談笑和酒興之際，我幾乎忘記那個下午還有二、三個小時的「高級英文」課要上。待我匆匆趕到文十六教堂、偷偷從後門溜進去時，齊教授已站在講台上唸著詩篇。鄰座的同學說她正在唸的是Frost的The Road not Taken。在微醺的酒意中，我根本聽不清楚她在唸些什麼，而隨後的一大段英語講解也聽得我昏昏欲睡，可是，末了，她突然停頓了下來，改用中文，用一位老婦人少有的堅定語氣說：「人生的每一步，看來好像都是在岔路口上做選擇－－不是這條就是那條。在生命的過程中，每個人多少也都會想：當初，要是我走另外一條路，不知會如何？可是，當生命快要告終的時日來臨，回首望去，其實只有那一條走過的路會筆直無歧的延展而來。人生的路終結只有一條，別無他途。」那一堂課，我唯一清醒的時候便是她說這番話的片刻，而對「人生只有走過的路才是路」這樣的論調也一直無法忘懷。可是，終究免不了會想：若我不走這條路，會如何？

至少，我應該不會在異邦、異鄉這樣一個風雪欲來的夜晚迷了路。然則，我畢竟已步上迷途。而「迷途」終究也是路，只要能通往歸宿，再遠、再委曲的行程，依然可以前進。所以，坐在車中，我又慢慢的將自己的思緒拉回到展現在眼前的路上，凝思著行進的方向。

向東，直行就是大西洋，越過大西洋，是歐洲大陸、是中東、是印度、是東亞世界，也可以抵家。

向西，穿過北美大陸，是太平洋，越過太平洋，是日本，是中國大陸，故鄉近在咫尺。

而向北，是冰雪皓皓的北極。向南，經過中南美洲的叢林、高原，直下，終究也是極日千里的冰天雪地。

所以，只有東、西才是回家的方向。可是，飛過千重山、萬重水的來到這個地方，還不到三個月，怎能走回頭的路？怎能歸去？怎能不把握冒險的機會，走一走這一條乍看熟悉實是陌生的路呢？儘管單獨走陌生的路容易迷失，但是，如果人生的路終究只有一條，那麼，迷途豈不就是必經之徑？「走下去吧：而第一步是回到住處，避開將臨的風雪。」百般思量之後，我下了這樣的決定。重新放動車子，沿著相反的方向開回「貴格橋購物中心」，再從那兒試著開上一號路，每一條歧路我各試五分鐘車程，一不對，立刻回到起點，重新摸索，終究在雪落之前摸索著回到了住處。

進了屋，扭亮了燈火，扭開了暖氣，坐在沙發椅上，雖然覺得有些疲累，但是心裡原有的慌亂卻已消匿無蹤。

煮滾了一壺開水，點燃一柱老山檀香，泡丁一壺「凍頂烏龍」，輕輕啜著色呈金黃的茶，不經意間，一瞥窗外，才發現雪已經無聲無息的落了下來，而剛剛才步履過的人門小徑，不知何時已盡被白雪遮沒。

殘損的臉(《生命串流》0001)

我生命經驗中的第一個「黑道份子」叫做阿德。據說，他曾經是臺灣黑道史上「縱貫線」的四大天王之一。不過，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剛坐完很久很久的監牢，而且，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那應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剛滿六歲，身上和臉上卻已滿佈打架後的傷痕：下嘴唇的裂痕傷於一塊突如擊來的破瓦片；左眉骨的凹洞傷於一個十歲男孩的磚塊；右眼瞼的缺角傷於對手高明的竹劍刺擊；右手臂肌肉二度開刀仍取不乾淨的竹片則是混仗之後的殘餘碎屑。至於現在已經看不清楚的，以及我在別人身上和臉上所刻鏤的，那就不必提了。總之，那時候，我和我的童黨都是大人口中的「夭壽死囝仔」。我們簡直是暴力極了，布袋戲裡武功高強的大俠都是我們共同的偶像，經常在村中的老榕樹下所進行的鬥毆也不過是為了印證自己是不是英雄好漢。而有一天傍晚，當我們又準備開打的時候，突然看到村裡的大人紛紛往西邊跑。我們知道，他們絕不是要去看夕陽，那邊一定有更精彩的東西。於是，我們自動收兵，跟著大人的步伐快跑前進。

我們村子的最西邊是一座大池塘，是我姨丈的產業。他是雜貨店的老闆兼童乩，沒空管顧池塘，又怕人家偷釣他的魚，於是，便在池塘四周都種滿了林投樹。芒芒的林投刺，長得就像他被神明附體時揮舞自傷的鯊魚劍和刺球。不過，為了讓鄰家的女人可以洗衣服，男人可以洗澡，小孩和鵝可以游水，他還是在池塘的東南角上留了一個缺口，並且築了幾層石階，方便大家上上下下。而那一天，我們趕去看熱鬧的地點就是那個缺口。

當我們抵達的時候，池塘邊已經擠滿了人，然而，現場卻一點都不熱鬧，大家都噤聲不語，只有一人低聲說：「係阿德」。為了探索真相，我奮力撥開童黨的身子，從大人們腿與腿的空隙之間鑽向前去。而一鑽進圈內，就看見兩個穿著制服的派出所警察正抬著一個人從池塘的缺口走上來，後面還跟著三個只穿內褲、渾身濕透的男人。

當警察把抬起來的人放到岸上後，大人紛紛往後退避，我和一些童黨則樂得站在最前線。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就是讓男人既恨又妒的「大尾流氓」，也不知道女人所咒罵的「死無人哭」的阿德就是他。一開始，我甚至不知道他其實是一具屍體，因為我從來都沒看過人死的模樣。我只覺得他的肚子脹得有點奇怪，像是人家放水流的死狗。但是，當我看清楚他的臉時，我立刻掉頭，衝出人群，往家裡狂奔。

回家之後，我跑進房內，躲在棉被裡，企圖壓抑顫抖的肢體。到了夜裡，抖動停止了，體溫卻節節上升。父親於是請來村裡唯一的赤腳醫生，在我身上打了一針又一針，卻始終沒辦法讓我滾燙的額頭冷卻下來。接連幾天，我都是在半昏迷的狀態，偶而可以意識到母親用濕冷的毛巾在擦我的臉和胸背，甚至可以聽見家人不斷在叫我的名字，像「叫魂」似的。然而，大半的時間，我都在作夢。

那是充滿驚恐的夢。在夢裡，我看見一個在池塘裡泅泳的人。他的兩臂就像是沒被徹底剁斷的雞翅膀，只靠一塊皮和身體沾連著。他的頭，浮腫而潰爛，像是剛被雙氧水滾過的一粒大爛瘡。更恐怖的是，他左側的臉，從頭皮、耳朵到下顎，整整被削去了一大片，血水和骨髓還不斷滲出。他一直向我游來，似乎在呼救，又像是要拖我下水。而我竟然無法動彈，無法言語，只能僵直的面對他不斷的逼近。

最後，母親請來姨丈替我「除煞」，拜求姨丈所供奉的池王爺降臨賜符。而在喝下符水之後，我才從噩夢中醒轉。據說，姨丈在池王爺附身之後，開口說道，小孩子不應該接近橫死者的屍體。他還說，橫死是一種報應，殺手不在人間。

不過，幾天之後，我的堂叔還是出面自首了。根據他的說法，在夜裡，村裡的男人通常會聚在我姨丈的雜貨店裡玩四色牌，是賭博、是娛樂、也是交際。而阿德，可惡至極的阿德，在出獄後的第三天晚上，就到雜貨店去，不僅奪走賭桌上所有的錢，還要他們在店外列隊，讓他逐一毆打之後，才宣告解散。由於不甘受辱，我堂叔離開雜貨店之後，立刻跑到武館取出關刀，埋伏在池塘邊的林投樹旁，在黑暗裡砍殺一路吹著口哨、走返家中的阿德，逼他帶傷跳進水裡。也因此，沒有人知道阿德究竟是溺斃還是刀傷而死。總之，法官認為，殺死阿德是「為民除害」，因而只判了我堂叔七年的有期徒刑。然而，根據謠言，那一天晚上，幾乎所有挨打的男人都參與了屠殺阿德的行動。他們說，阿德犯了眾怒，亂刀砍死才是真相，而檢察官和法官都收了錢，因此同意讓我那孤家寡人的堂叔一人出面頂罪。

謠言，其實是以非常隱密的方式暗暗流傳，而且很快就會止息，就連那一口池塘後來也被填平了。我的姨丈也去世了，我的堂叔出獄了、隨後也死了。然而，我什麼都不曾遺忘。自從那一次病癒之後，我再也不曾和人打架。同一年的秋天，我進入了小學，開始攀爬升學的階梯，從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研究所畢業，不曾間斷，也不敢間斷。我深怕自己會像我的一些童黨一樣，放下了書和筆，就會拿起刀和槍。我想，那一天他們一定沒看清楚阿德的模樣，所以，他們不會作噩夢，不會聽見池王爺的神諭和村人的流言，不會知道殘損的臉是最可怖的記憶。這算不算是一種宿命？

後記：本文寫於1996年，獲聯合報副刊「眾生相」徵文佳作，收入瘂弦主編，《人生散步》（台北：聯經，1997），頁48-52。

波動是海浪的宿命(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對我來說，2006年可以說是充斥著動盪與不安。我同時接了教育部和國科會所委託的三個大型計畫，外加一個自己申請的研究計畫，雖然有同仁幫忙，但我還必須教書、編書、編《新史學》、寫論文、審查各式各樣的論文、計畫案和人事案。更不幸的是，南部雙親長期臥病在床，屢屢進出醫院，工作之餘，我還必須南北奔波。而父親在5月往生之後，家族與親友之中連喪數人，大半年的時間裡，不斷的在殯儀館和告別式中出入。

    哀傷與工作壓力也迫使我不得不就醫檢查自己的健康，並開始定期服藥。不過，我相信，這是我的宿命，我不拒不怨。而且，我總相信，這一切的忙亂都會逐漸平靜下來，就像大海，也有無風無浪的時候。而在忙亂之中，我總會不斷尋找喘息的機會，讓自己還能反思所作所為，記錄當下的活動，策劃嶄新的未來。

        圖片中的清水斷崖，便是我前往花蓮主持「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的研習營之後，在返回台北的途中，刻意停下所拍攝的。那一天，在東華大學任教的陳元朋剛好要回台北，權充我的司機，一路上我說停就停，讓我隨興的拍了不少東海岸的景觀，這也是百忙之中的一種幸福。

照相與造像：舉辦「再現美麗島—2007年數位島嶼攝影比賽」有感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張照片，左侧是我姪女，右後方是我姪兒，大約攝於1966年冬天。

1966年，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平第一次被人照相。那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堂姐回娘家時的傑作，我至今都還保留著其中一張照片。那應該是她第一次擁有照相機，因為，那一天她替全家大小拍照時的興奮模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而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初體驗。有點好奇，又有點害怕；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我生活的小村莊裡（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瓦厝），還沒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沒有電話、汽車和報紙，也沒有電鍋、馬桶和唱片。貧窮與閉塞讓我遲遲無法接觸眾多現代文明的產物，因此，面對照相機的鏡頭，我所顯露的竟然不是兒童天真而燦然的笑容，而是一片茫然和木訥，像極了十九世紀西方人類學家鏡頭下的非洲土著和台灣住民。

1972年，我們搬離了瓦厝的老家，搬到二十多公里外，較為熱鬧的北港小鎮。同一年，我考上了在嘉義市的輔仁中學，似乎一腳踏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一年秋天，剛開學不久，大表哥送給了我一台雙眼的YASHIKA照相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觸摸到「快門」。大表哥是我們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家族成員中唯一不是爲了「討生活」才到台北的。不過，他很快就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還記得是在「世紀大飯店」做服務生，專門接待日本訪客，收入相當不錯，也才買得起照相機送我。當我初中畢業時，他又送我一支西華的鋼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幾乎比鋤頭還重的筆。我會到台北考高中聯考，也是出自他的安排。假如不是他，假如我當年留在中南部，我或許不會成為一個「台北人」，或許會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大表哥送我的照相機和鋼筆，是我學生生涯中最珍貴的資產。一直到我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為止（1987年），它們始終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和抒發情感的利器。不過，鋼筆畢竟還是用得比照相機多，因為，我始終沒有充裕的金錢能隨心所欲的買底片和沖洗相片。而且，我在台灣大學所受的歷史學訓練，在史料的價值和可信度方面，一直強調文字優於圖像；在時代與空間的選擇方面，始終重古輕今、中國先於台灣。因此，在我的學習和研究生活中，照相機幾乎不曾扮演任何角色。

1994年，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化。那一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時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但是，「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卻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年）到台北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從古代與中古中國轉向近代與現代的台灣。

1995年，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充分的體會到，有許多的「歷史」不曾見於文獻，也有許多的「歷史」不容易用文字書寫。因為，我喜歡追究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和喜怒哀樂；我喜歡探索芸芸眾生的夢想、「迷信」、「罪惡」和身體。我偏愛生活的歷史、習俗的歷史、身體的歷史和群眾的歷史。而這一些都不為傳統的文人和史家所關切，也不是舊有的文獻考證和文本分析所能掌握。因此，我逐漸從書齋走向田野，逐漸放下鋼筆，拿起照相機和錄影機。

而從2001年開始，又有了新的契機。在這一年，我加入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開始體認到「數位化」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方面的極大潛能。我也開始使用「數位照相機」和「數位錄影機」，並且逐漸將自己的老照片和影音資料數位化，希望能結合各種媒材的資料，逐步「典藏」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而，典藏絕對不只是為了保存，也不只是為了便於追憶。就像「照相」，絕對不只是為了「寫真」，也不只是為了便於「存檔」，而是「照相者」對於特定的人、事、時、地、物的一種觀察和關懷，也是對於「當下」的一種有意識的「再現」，一種形象的塑造。

因此，我希望能利用參與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機會，公開徵求同志，一起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以及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

   

2007年4月20日，穀雨，寫於南港。

何謂「歷史」？

    1978年，我參加大專聯考，原本考取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但因歷史科考了96分，獲准轉入歷史學系。當時其實也搞不清楚哲學和歷史有什麼不同，也沒打算以歷史研究為職志，只是一時興起，卻沒想到我竟從此與「歷史」糾結在一起，到現在還難分難捨。而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簡單卻難解的問題，也就是：何謂「歷史」？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亂的話，我在台大歷史系所上的第一堂課是「史學導論」。那是1978年的十月，授課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孫同勛教授。他是山東人，我聽了一年的課仍無法完全聽懂他的「國語」。他的板書無論中英文都寫得漂亮，卻潦草到不易辨識。但是，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用了極多的時間和力氣要我們思辨歷史知識的特質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他不說廢話，不講故事，不動情感，只是理智清明的不斷追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事實上，他所指定的教科書之一就是英國史家E. H. Carr（1892-1982）所寫的 What is History?（1961）。

    有趣的是，當我在1989年秋天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的時候，在必修課HIS 500（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History）琳瑯滿目的指定閱讀書單之中，也有What is History?這本老書。當然，我依然被迫要回答：歷史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自己大一或博一的時候究竟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但我知道，我的答案始終在變動之中。而我最新的認知是：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事物的追憶與敘述，而書寫歷史或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的形成過程、當前的成就與缺憾，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聯。至於「自我」的「界域」，可以小至單一個體，也可以大至社會與國家群體。而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邊界」及駐足點都會與時俱變。

    其次，我認為，理想中的歷史書寫必須先有「完備」的「史料」，凡是與「過去事物」有關的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器物等，都必須蒐羅齊全。另外，必須設定書寫的目的及預設的讀者，以便決定書寫的語言、文體及體例。而且，書寫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在實務上，「史料」不可能完備，「追憶」不可能無誤，書寫者不可能沒有立場。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真實再現。

    此外，我發現，「歷史書寫」者往往會以今溯古，以主體的現況追溯其源流，但在「敘述」「歷史事實」時，卻大多習慣於依時間的先後次序，順敘而下。而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像一座山或是月球的本體，我們使用語言或圖像所能描寫的，永遠只是在某個時間、站在某個或某些角度所觀察到的山形或月象。本體雖然只有一個，同一個人或不同的人卻永遠可以描繪出許多歧異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符合「證據法則」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的某個或某些面相。而歷史學的「證據法則」接近法官審理案件時所依循的一些原則，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保其對於「曾發生或存在之事實」的判斷「真實無誤」，但大多能符合多數人「常情」、「常理」的看法。就此而言，我們的確無法確信自己所「考證」或敘述的「歷史」絕對是「真相」。

    由於「歷史知識（歷史書寫）」具有這些特質，倘若是替「公眾」寫史，那麼，任何人所寫或編的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都會有以下的三點限制。第一，不是聖經：歷史著作的觀點和內容不可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閱讀者也不應全盤接受。第二，不是百科全書：歷史著作的內容不可能無所不包，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三，不是最後的定本：歷史著作不可能永久適用，必須也必然隨著「自我」的變動而不斷改寫。

    雖然如此，若要替「公眾」寫史，歷史書寫者仍必須努力避免觸犯以下五個禁忌。第一，一家之言：歷史著作不宜只呈現編撰者一己的觀點和好惡，必須盡量讓所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都能顯現。第二，取悅少數：歷史著作不宜為了取悅特定的「少數」而決定某些內容的取捨，必須力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需求。第三，背離事實：歷史著作所「敘述」的「人、事、時、地、物」不能違反「證據法則」。第四，脫離現實：歷史著作所選取的內容不宜與現今的境遇毫不相干或關係甚淺。第五，時序混亂：歷史著作對於「事件」或發展（變遷）所做的「敘述」，雖然可以有「順敘」、「倒敘」及「插敘」等手法，但其時間軸必須單一、清楚、連貫而固定，不宜有跳躍、偏移、斷裂、倒錯之情形。

    因此，只要能認同這樣的「歷史」觀，並遵從上述的規範，那麼，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都可以替自己或他人寫歷史，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珍貴的史料。然而，這樣的認知和實務操作正面臨來自「數位科技」（包括個人電腦、手持式通訊與資訊設備、網際網路、通訊系統、以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所帶來的新而嚴峻的考驗。

    我們發現，在「數位世界」裡，虛構、偽造、或篡改「歷史」，變得非常容易。因為，資料的取得、複製、變改與傳輸非常簡單，而在資訊溢載的情況下，「網路族」對於資料往往只是搜尋、瀏覽、複製、刪除或轉傳，很少人會細閱、省思其內容，更少有人會進行考證或辨偽的工作。雖然說在數位世界裡，凡用過必留下痕跡，無論是虛構、偽造、篡改，還是增刪、重組、轉傳的動作，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或通訊系統，都會製造出新而且能不斷衍化的「文本」，任何人都很難將它們根除。但是，若真要追查，還必須有專業的技能和設備，才能讓「假歷史」現出原形，而且，往往抓不到「元兇」（原創者），只能找到一些「幫兇」（協創者）。更麻煩的是，每個「文本」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創作」，都在「數位世界」裡佔有位置，擁有身分，至少，有計量上的價值。換句話說，進入「數位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所謂的「作者」、「真假」、「抄襲」、「閱讀」、「書寫」與「歷史」。至於答案，我也還在摸索之中。

2010年8月2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微縮」革命：向謝清俊教授致敬

    2002年是「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正式啟動的第一年，瞬間即讓數以百計的研究人員、教師、助理和工作人員集結在同一面旗幟之下，而我正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團隊的成員來自天南地北，彼此相當陌生，甚至不曾謀面。大家似乎也並不十分清楚「數位典藏」是什麼，有點傻呼呼的，就回應了當時的總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教授的號召。他說，這是第一個真正跨越科技與人文的「國家型計畫」，也是唯一一個讓人文學者可以參與、奉獻的「國家型計畫」。那時候，我並不十分清楚「國家型計畫」究竟有何重要或偉不偉大，但我願意加入，因為我相信謝清俊教授。他是我見過的最浪漫、最熱情、最多夢想的科學家。

    事實上，因為他的倡議和協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才能在1984年便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並完成《十三經》和《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的建置，這也是獨步全球的一套漢籍全文資料庫。而主要由他所催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則是更具野心的一項文化工程，其目標是要將所有重要的國家文化資產一一數位化，並加以利用。其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的範疇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可謂上天入地，東西南北，幾乎無所不包。

    而七、八個年頭過去了，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約略估算，曾投身於這項工程的人員總數應該已在千人以上了，所完成的資料庫已超過150個，而其原始典藏品堆置於上百個機構的大小庫房或儲藏室之中，重量應該可以以公噸計算，長度絕對可以繞台灣一圈以上，但其「數位檔案」的大小，則只要一間小房間，幾部高容量的磁碟陣列機，大概就可以儲存了。

    這是一種非常驚人的「微縮」革命。這也讓我想起1980年秋天的往事。那時候，我剛升上大學三年級，二十歲生日前夕，我向父親要了一筆錢，買下鼎文書局印行的精裝本《二十五史》，算是給自己的生日禮物。而這一部書，從此長期佔滿我一整個書櫃和一小面牆，每次搬家，都會成為沉重的負擔。而就在幾年之前（似乎是2005年），某一個天高氣爽的黃昏，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旁的人行道上散步，碰到了謝清俊教授，他非常興奮的叫住了我，拿出HTC生產的手機，向我展示《史記．高祖本紀》的內容。他說：「整部《二十五史》都在裏頭。」那是一個不小的震撼。

    然而，從人文的角度來看，「數位典藏」所引發的「微縮」革命，最重要的並不是典藏品體積、重量和長度的縮減，而是城鄉之間、貧富之間、專家與民眾之間、政府與百姓之間，對於文化資產的掌握與運用的權力，原有的落差可以大幅縮小了。這一切，要歸功於許許多多默默奉獻青春與血汗的工作人員，也必須感懷謝清俊教授這一位「數位典藏」的「高祖」。

2010年9月白露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何謂「媒體」？

    長期住在台灣的人大多會覺得，這幾年台灣很亂，而民意調查顯是，民眾認為主要的「亂源」之一是擁有許多特權、利益和崇高地位的「媒體」。當我看到媒體自己披露這則「新聞」的時候，一開始，我感到非常震驚，但再想想，這其實還滿合理的。

    我會震驚或難過，是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一直夢想能成為一名新聞記者。我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為專業，以巫師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但我始終認為，新聞記者是歷史學者和巫師的同行，三者最主要的社會角色都是「溝通者」，都可以稱之為「媒體」或「媒介者」（medium）。記者的責任是讓人群之間溝通順暢，史家的責任是讓古今之際連續不斷，巫者的責任則是讓人神之間往來無礙。

    以巫師來說，北亞一代的「薩滿」（shaman），能透過特定的儀式，讓自己的靈魂脫離肉體，神遊天上、地下及人間「三界」，也可以讓各種鬼神、精靈、亡者附在自己身上，開口說話。「薩滿」在儀式中身兼神與人的雙重角色，一般人透過他們可以了解死者的生活，可以明白禍福因緣，得以祈福解禍，也可以滿足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可以讓困苦和迷惑的生命多一點希望和指引。這種「靈媒」在中國社會一般稱之為巫者，在閩南及臺灣則稱之為「童乩」。

    史家也一直在從事類似「薩滿」的工作。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要透過文獻以及各種材料，突破時間、空間和語言文字的障礙，進入一個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去了解另一個世界的種種現象。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們必須想辦法捨離自己的宗教信仰、族群認同、價值體系、性別意識、時代習性，才能進入異文明的世界，或回到古人的世界，探索過往的時空環境與事物。史家還必須將探索的結果陳述出來，帶領其他人去見識另一個世界的情景。

同樣的，「薩蠻」也必須「解離」自己的人格或靈魂，讓不同的神靈都能附在身上「發言」，或讓自己的靈魂脫離肉體的束縛，到另一個世界遨遊，並且陳述所見所聞。至於向來強調報導必須「客觀」、「公正」、「真實」的新聞記者，在這一點上，其技能與工作倫理似乎與史家和「薩滿」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溝通者」的角色也非常類似。

而在當前的時代裡，我們格外需要許許多多的「溝通者」。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性別意識、社會階層、年齡、血緣和地域關係，以及各種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緣，已造就了不少互異的族群、團體、社會和國家。強固的「認同」雖然有助於個體的安身立命和群體的穩定強盛，但群體之間的界線愈分明，隔閡就愈多，誤會、對抗、衝突的情形也就無可避免。因此，群體之間必須有媒介人物幫助彼此了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抗爭。

    不幸的是，在不少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記者本身的「立場」、好惡和情緒明顯的夾雜在內。有一些則是「捕風追影」或近似小說家的「虛構」。有些記者甚至完全蛻變為一個立場鮮明的「評論者」，喪失「報導人」的身分。有一些更是淪為特定政黨或個人的「文宣」、「化妝師」、「打手」與「捍衛者」。他們的「寫作」不僅無益於人與人的溝通與和諧，有時反而成為引起誤會、激發衝突與仇恨的根源。我想，這就是台灣民眾將媒體視為亂源之一的主要原因。

    然而，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媒體其實也不過是反映台灣的「亂象」而已，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說過：「媒體即訊息」。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媒體；要改變媒體，必須先改變社會。

何謂「詩書寬大之氣」？

   

    拙文〈何謂「國立」大學〉曾引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學校》的說法，認為培養具有「詩書寬大之氣」及思想獨立自由的「國民」，才是「國立」大學應有的教育目標（《自由談》，2010/1/20）。刊布之後，有讀者提問：什麼是「詩書寬大之氣」？故再藉《自由談》略申己見。

    「詩書寬大之氣」字面上的意思是詩書所薰陶的寬容氣質與偉大氣象。北宋儒者張載（1020-1077）〈西銘〉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便很能表現這種「寬大之氣」。但這幾句話不太容易轉譯成現代的用語，因此，我再舉幾首詩略做詮釋。

    以傳統中國來說，二千多年前，黃河流域的周人，在宴饗賓客之時，會歌頌〈鹿鳴〉之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詩經‧小雅》）這是效法鹿的精神，因為，鹿若發現豐美的水草，便會高聲呼叫，召朋引伴，分享食物。因此，若能實踐詩中的義理，世界自會遼闊，天地必定寬廣。

其次，傅青主（1606-1684）有一首五絕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案：得睹此詩，緣於讀董橋為余英時先生新著《中國文化史通釋》所寫的序文），乍看之下，這不過是一名夜間因煩惱而失眠的男子，在床上輾轉反側、空虛寂寞的情景寫照。不過，此詩作者既有文才、武功，又通經籍、醫道，因經歷明清之際的家國之變，出家為道士，曾被捕入獄、拷打，也被強召入京為官，卻始終拒絕與新的異族政權合作。因此，他詩中的一燈、煩惱、懷抱，應該會有更高的層次和隱喻。對他來說，那是個日月無光、天昏地暗的世界，他所煩惱的或許是如何再造一個朗朗乾坤，而唯一的寄望只剩那一盞不寐也不能昧的智慧或良知之燈。那樣的處境，恍如睡夢，既非清醒又非昏迷，雖乏生機卻未死絕，因此，功名利祿、美人醇酒、年壽子孫、家國天下、百姓蒼生、出處進退，如何擇選，都必須仔細思量，卻又無法主宰，也因此，「如何為懷抱」便成最大的困惑。總之，我覺得這首詩所呈顯的並非一個窮苦潦倒之人的小憂愁，而是一個生逢亂世之士的大關懷。

    最後，容我草譯英國詩人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多佛海灘〉（Dover Beach）的片段，以做說明。〈多佛海灘〉雖然是在1867年正式出版，但許多文學史家都相信此詩是阿諾德在1851年就已完成的作品。那一年，他帶著新婚的妻子Frances Lucy到多佛海灘度蜜月，詩中似乎是描述他們夜間站在旅館的窗前觀海、聽濤的情景，而在詩的最後一節，詩人似乎是貼在新娘的耳邊輕輕的說道：

Ah, love, let us be tru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orld, which seems

To lie before us like a land of dreams,

So various, so beautiful, so new,

Hath really neither joy, nor love, nor light,

Nor certitude, nor peace, nor help for pain;

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

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

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

啊！吾愛！讓我們彼此真誠相待

橫亙在我們眼前的世界有如夢境

如此繽紛，如此美麗，如此新奇

但是，這個世界，其實

沒有歡樂，沒有情愛，沒有光明

沒有確定，沒有和平，沒有止痛的良方

我們彷彿置身於暗無天日的原野

掙扎與脫逃混音的警笛不斷爭鳴

而無知的士兵在黑夜裡盲目交鋒

我們知道，為了賺較多的錢以便結婚養家，阿諾德在1851年換了一個令他覺得辛苦而煩人的工作，但這畢竟是新婚燕爾、蜜月之旅中的作品，似乎不能解釋為個人的牢騷之作，而是詩人對於一個變動時代的不安，對於新世界潛在的混亂與衝突的警覺。但他仍然有所愛，仍然敢堅定的說：「讓我們彼此真誠相待」。我想，這也是一種「寬大之氣」。

    從這一些詩篇中，讀者大概都可以體會：在你爭我奪的時代，要學習分享；在黑暗與苦惱的時刻，要用智慧與良知燭照；在痛苦與絕望的世界，要彼此真誠對待。我想，這就是詩書可以薰陶出寬大之氣的緣由。

何謂國立大學？

    即使中國廢除科舉制度（1905）已超過一百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至今似乎仍是各地華人社會的主流價值。即使士大夫階層已經從中國社會消失，中國已建立「工農兵」政權，「文革」期間「反智論」也曾經甚囂塵上，而最近一、二十年來「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已從港、澳、台等地登陸，牢牢的在中國社會生了根，富商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力更是直逼傳統時代的士人，但是，學歷與文憑依舊是各地華人看重與追逐的生命標的，是否讀過大學儼然已成為推斷一個人成敗與高下的主要判準，於是乎，學子爭相想要擠進「名校」或是所謂的一流大學。

    而近幾年來，每年大學的「排名」也因而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無論是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英國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西班牙的國家研究委員會，還是中國的上海交通大學和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無論其所作的是綜合性的大學排名還是大學網路排名或學術排名，無論其所評量的是局限於一個地區還是廣及全世界，一旦公布排行榜，總會在大學與媒體之間引發幾天熱烈的討論。而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所謂的「漢字文化圈」所及的中國、韓國、日本、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其大學能夠名列前茅的，幾乎都是「國立」大學，這和美國頂尖的大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都是「私立」者迥異，特別值得一提。

    東亞地區的大學大多成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之間，而且，都是西力衝擊下的產物。無論是為了富國強兵還是脫亞入歐，無論是喊自強運動還是明治維新，「西化」是當時亞洲各國不得不走的路，淪為殖民地者更是如此，而設立大學就是西化最鮮明的標誌。在此情境之下，大學基本上都是「國家所立」，屬於國家所有，其目的在於培育救亡圖存的社會菁英或是遂行殖民統治的政府官員。因此，在資源、人力、課程的配置上，大多會傾向於科學、醫藥、法政、經貿、語言等實用學科上，與西方傳統大學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相較，風格可謂截然不同。

    無論如何，亞洲的「國立」大學在這百年左右的時間裡的確培養出非常多的人才，充分扮演國家智庫的角色，協助各個地區進行「現代化」，在某些層面甚至已經可以和歐美國家分庭抗禮，頗能符合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所說的「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的養士之義。然而，黃宗羲對於學校的期待還不只如此，他說，設立「學校」還要「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換句話說，是要培養具有「詩書寬大之氣」和思想獨立自由的「國民」。我想，所謂的一流大學也應該以此為職志，尤其是「國立」大學，必須超越「國家所立」，成為「國所以立」的大學，做為國家立足的根基。

招魂復魄，再現美麗島

1994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我在臺灣雲林一個濱海的村落出生、長大，到了十三歲，才遠離家鄉。其後，便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求學、服兵役和工作。但是，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台北新故鄉」的口號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到台北讀高中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

1995年6月，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同一年8月，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助理研究員升等為副研究員。當我拿到新的聘書之後不久，當時的所長杜正勝先生找我去談話，要我暫時放下純粹的研究工作，接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去編寫一本國中的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算是回饋長養我的斯土斯民。我有點遲疑，但還是答應了，並且找了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合作，分擔工作和責任。

    1996年5月，我應法國遠東學院及高等社會科學院之邀，到法國進行三個月的訪問、研究。和我同行的是剛動筆的《認識臺灣（社會篇）》的草稿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才發現法國外交部竟然派人來接機。那是一位拉丁美洲裔的婦人，專門接待外賓的約聘翻譯。她說她只負責中南美洲的來賓，但當天亞洲部門派不出人來，才由她來代理。在閒談中，我發現她將臺灣（Taiwan）和泰國（Thailand）完全搞混，一直質疑我和妻子的膚色為什麼沒那麼黑。到最後，她才弄清楚，並大聲呼喊：原來你們是來自富有而美麗的「福爾摩沙」（Formosa）。那時，我才警覺，在歐洲一些較早的地理課本和地圖上，臺灣島往往不被標誌為臺灣，而我們的國家，既不叫臺灣，也不被法國政府承認。

那一年，在巴黎，我們住在塞納河畔一棟相當舒適的學人招待所裡。除了必要的拜會活動和研究工作之外，我和妻子每天都流連於河畔、公園、市集、教堂和博物館之間，後來，還到專門的語言學校學法語。可是，我心中始終懸念著《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寫作工作，懸念著遙遠的美麗之島（Ilha Formosa）。於是，我又帶著妻子跑到了荷蘭。在當地友人的帶領下，我們到了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翻閱十七世紀荷蘭人在統治臺灣時所留下的文書。我不懂荷蘭文，更看不懂那種手寫的潦草字跡，但在翻閱的過程中，三百多年前的那座島嶼突然在我的腦海裡猛烈的搖晃了起來。後來，我們還到了萊頓大學，看了幾位研究「歐洲擴張史」的學者和他們的藏書，並轉往阿姆斯特丹遊覽。

在阿姆斯特丹，我看到了許多紅色的磚塊所砌成的河堤、橋墩和牆壁。奇妙的是，那種磚，我在普林斯頓看過，也曾在臺灣許多的地方看過。剎那間，我才想起，美東的普林斯頓和臺灣都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我從來沒料到，我會在這三個國度看到同樣的歷史痕跡；屬於帝國的，也屬於殖民。往事並不曾如煙消逝。

1996年的秋天，我從歐洲回到了台北，依然帶著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和《認識臺灣（社會篇）》的草稿。回來之後，心有點亂，但國立編譯館逼稿甚切，因此，仍然依約在那一年年底交出了初稿。而交稿之後，心更亂了，因為，這不僅僅是一本給國中一年級的少年讀的教科書，還是中華民國教育史上第一本由官方編訂的以臺灣為主體的教科書，而我，一個在「戒嚴時期」曾經被官府「約談」的人，在中國國民黨還遂行其統治的時期，竟然代表了「官方」。這有點諷刺，有點弔詭，有點不知該如何啟齒的味道。

1997年，《認識臺灣》初稿公佈，各式各樣的爭議隨之而來。身為主筆人之一，面對一些非理性的攻訐，要辯，覺得徒費唇舌；不辯，又怕聲譽受損。最後，杜正勝先生決定自己出馬，替我和彭明輝教授擋下所有的明槍暗箭。我於是養了兩隻烏龜，天天學習忍氣吞聲之道。唯一讓我無法保持沉默的是，有人質疑：臺灣又不是一個國家，怎麼配談「臺灣魂」？那時，我才發現，連要讓子弟和朋友「認識」自己土生土長的這一塊土地都不容易。

那時，臺灣似乎真的沒有魂魄。經過數百年的蹂躪、摧殘、肢解和操弄，這裡的人大多已經失憶、誤記或錯亂。事實上，在編寫《認識臺灣（社會篇）》的過程中，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對於臺灣的研究是如此的不足，連要找一些足以顯現臺灣各種風貌的圖片都非常困難。那時候，不僅我們對於臺灣的認識和研究支離破碎，我們對於臺灣的認同和方向也南轅北轍。因此，在全書的最後，我寫道：「『新臺灣』要捏成什麼模樣，就掌握在你我的手中。要成為人間淨土或是罪惡之淵，要蛻變成文明國度或沉淪為鄙陋之邦，我們都是真正的主宰者。任何一尊神明或任何一位英雄都無法決定臺灣未來的命運。任何一位宗教先知、企業鉅子、文化導師、政治領袖也都無法單獨扛起營造『新臺灣』的責任。只有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分工合作，一起努力，才能賦予臺灣一幅嶄新而美麗的容貌。」

轉眼之間，十年過去了。臺灣變成了什麼樣子了？看來，各種亂象仍在。國家認同依舊不一，外在的武力威嚇不減，生態環境的破壞繼續，社會的不安與痛苦不息。可是，我仍然不絕望，我仍然相信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和我一樣，面對中國的威脅，不統也不獨，不打也不降。面對臺灣的困境，不離也不棄，不怕也不恨。我們只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再努力，拚命再拚命。至少，從我在2001年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以來，我看到了無數年長的前輩和年輕的同仁，為了這個計畫無私的奉獻。有人因而犧牲健康，有人因而耗損青春，為的只是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臺灣終將和美麗畫上等號。

2007年4月8日復活節，寫於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