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臺灣最早進入「數位人文學」領域的學術機構，也是持續最久的一個。這個年逾90的老機構會率先踏入一個新而時髦的領域，看似奇怪，其實並非偶然。
史語所的開創人傅斯年（1896-1950）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發刊詞〉（1928）中揭示該所的「工作旨趣」，曾大聲疾呼：
一、凡一種學問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
這三條鐵律，簡單的說，就是要「直接研究材料」、擴張研究材料與研究工具。用數位人文學的話語來說，就是要掌握「海量資料」（Big Data），而且充分運用各種分析大數據的工具與方法。可見兩者的主張一脈相承。
此外，傅斯年在〈發刊詞〉中還歸結指出，「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在當年意在打破以「書本」為尊的傳統學問，所要找的「東西」更是不侷限於文字材料，而是含括了器物、圖像、口語、聲音的材料。這和數位人文學完全以「資料」（data）（源於各種形式、材質與載體的數位化資料及原生數位資料）為主體的做法完全一致。而「動手動腳找東西」就等同於資料檢索、資料倉儲與資料探勘。而且，在數位人文學的世界中，搜尋、解讀資料時通常更仰賴「機讀」而非「人讀」，同時，「書」也不斷被解構、消解成各種「文本」，漸漸的，「讀書人」也在消逝中。兩相對照，傅斯年當年的名言，無意間竟然成為隱喻式的預言！
史語所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模式也和這樣的主張有所呼應。從創所之初一直到現在（1928-2019），史語所一直是一個多元學科（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人類學、文獻學、文字學等）、強調跨領域研究的機構，而許多研究工作（尤其是考古發掘、人類學調查、材料整理）往往是集眾進行，這有點類似數位人文學愈見風行的「多人協作」模式。
然而，若以數位人文學的核心精神來看，「先行者」史語所的作為似乎仍有改善空間。其中，最要緊的就在於「資料開放」。長期以來，史語所以擁有諸多珍貴材料聞名，如殷墟考古資料、居延漢簡、歷代碑拓、古籍善本、內閣大庫檔案以及臺灣考古資料等，而且不少都是全球獨一無二的。但是，這些資料在整理的過程中，基本上都未對外開放，即使是整理、研究之後，乃至完成數位化之後，也有部分資料尚未完全開放外界自由運用。這樣的封閉或半封閉狀態，雖然是受限於時代觀念及公務機構的特質（如人力、經費、法規等）而有，不能苛責，但是，在進入數位時代之後，這確實已經逆流了。
在資料的近用方面，數位人文學強調的是打破藩籬和限制，也唯有如此，才能建構、使用「大數據」，才能據以探索、回答各種問題，才能比較充分的理解人類的行動、行為、思想、社會、文化與歷史。當然，「坐享其成」依然是人性與實情，這也讓資料擁有者對於開放資料大多躊躇不前、心有未甘。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或許我們應該在資料搜集、整理及研究的過程中，就採取開放式的「眾人協作」，如此一來，資料和研究成果的「共有共享」就會順理成章。
藉由檢視史語所的發展歷程及其和數位人文學的關係，我們確信，應該要建立新的工作模式和工作倫理了，而「協作」與「共享」應該是其核心價值。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
2019年8月15日，農曆七月十五日，中元普渡，寫於史語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