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中秋連續假期的最後一天，趁著秋陽正好的午後，和老友到中央研究院院區巡禮，看到樹木蒼翠、野花嬌艷，渾然忘記紅塵的喧囂。想想，我真是幸運，能在這個地方工作一輩子，而且還是唯一的一份工作！
今天早上到台大癌醫中心打了一針「健擇」，轉眼之間，又是秋風苦雨！生命就是如此多變。想想，我真是幸運，竟然還有一口氣在！
2020/10/5/寫於中央研究院學人宿舍
2013年3月19日 星期二
繽紛的與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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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60到1972年，從誕生到小學畢業，十二年間，絕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在台灣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一個叫瓦厝的小村落過活，足跡所至，很少超過方圓五公里的範圍。觸目所及，最顯著的是一棟棟隨意錯置的平房，大多是紅磚配灰瓦的傳統閩南式建築，偶有幾間以黃泥塗木竹為壁、茅草為蓋。
動物不外是牛、羊、豬、狗、雞、鴨、鵝，池塘裡游的則是吳郭魚、鯽魚、虱目魚，當然，蒼蠅、蚊子、蟑螂、老鼠、青蛙、癩哈蟆、天牛、金龜子、蝴蝶、麻雀也不少見。
植物最高大的是木麻黃和黃槿，低一點的是林投樹和田菁，最矮的是田裡的水稻、油麻菜、空心菜、包心菜、番薯、西瓜、絲瓜、落花生。
花則罕見，而且幾乎都是黃色的，最大的是黃槿樹的花，但只有一天的壽命，其餘都是田間農作物開出的微弱小花。不過，早春時節，滿田的油麻菜花以及翩翩飛舞的淡黃粉蝶，倒也是一片壯觀的黃土地。
至於人，所有人都說海口腔的閩南話，男的幾乎都姓林，老一輩的幾乎都不識字，鋤頭與鐮刀遠多於鉛筆與書本。電燈、收音機、摩托車和抽水馬達，已經是最高科技，尼龍的衣服和絲襪，是去過都市的人帶回來的奢侈品，炫耀多過實用。照相機則是外地的親友造訪時帶來的新武器，用來獵取我們貧窮的景像、寒酸的身影、茫然的眼神。
最繽紛的色彩，最繁複的聲音，最豐富的味道，最震撼的感動，全數來自隔壁村子，五港的「安西府」。每年農曆六月的廟會，童乩、手轎、鑼鼓、陣頭、神像、令旗、進香團、布袋戲、歌仔戲、烤魷魚、烤玉米、烤香腸，以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本地人、外地人，交織、融混而成的情境，已不是「熱鬧」二字可以形容，即使加上「滾滾」二字也不行。
這就是我童年時期感官所及的世界。對於一個欠缺外地經驗的孩童而言，這樣的世界，其實已經足以讓我目眩神迷，心滿意足了。
但是，小學畢業之後，我離開了家鄉，輾轉流離於北港、嘉義、台北、高雄、台中這幾個城鎮與都市之間，甚至遠赴異邦，到美國留學、到歐洲遊學、到東亞各國參訪。而隨著遊歷增多與體驗加深，我逐漸發現，世界是如此寬闊，如此多樣，如此複雜。人、事、地、物，都是五花十色，瞬息萬變。同時，自己心靈中的「原鄉」圖像，色彩也逐漸變淡，甚至退變為一張黑白照片。不過，我認為，那不是單調，而是單純。
2012年11月30日，小雪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為《形形色色》序文，收入林彥宏、林定立主編，《形形色色‧數位典藏影像書》（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2013）。
2013年2月27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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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在蕭瑟中才看得見靈魂
[2005/11/18，普林斯頓大學，楓]
一年四季，我最喜歡秋天。
春天一切都太新，到處都充滿不安的氣氛。
夏天有興奮之後的慵懶和散漫，常常提不起勁。
冬天則太接近死亡，總是太匆忙，急著結束所有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
惟獨秋天，早秋從容不迫，中秋成熟豐滿，晚秋雖然蕭瑟，但餘韻猶存，可以細細的咀嚼前塵往事，可以慢慢的安排後事，藏歛一生。
2010年11月4日 星期四
波動是海浪的宿命(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對我來說，2006年可以說是充斥著動盪與不安。我同時接了教育部和國科會所委託的三個大型計畫，外加一個自己申請的研究計畫，雖然有同仁幫忙，但我還必須教書、編書、編《新史學》、寫論文、審查各式各樣的論文、計畫案和人事案。更不幸的是，南部雙親長期臥病在床，屢屢進出醫院，工作之餘，我還必須南北奔波。而父親在5月往生之後，家族與親友之中連喪數人，大半年的時間裡，不斷的在殯儀館和告別式中出入。
哀傷與工作壓力也迫使我不得不就醫檢查自己的健康，並開始定期服藥。不過，我相信，這是我的宿命，我不拒不怨。而且，我總相信，這一切的忙亂都會逐漸平靜下來，就像大海，也有無風無浪的時候。而在忙亂之中，我總會不斷尋找喘息的機會，讓自己還能反思所作所為，記錄當下的活動，策劃嶄新的未來。
圖片中的清水斷崖，便是我前往花蓮主持「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的研習營之後，在返回台北的途中，刻意停下所拍攝的。那一天，在東華大學任教的陳元朋剛好要回台北，權充我的司機，一路上我說停就停，讓我隨興的拍了不少東海岸的景觀，這也是百忙之中的一種幸福。
2010年10月30日 星期六
照相與造像：舉辦「再現美麗島—2007年數位島嶼攝影比賽」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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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張照片，左侧是我姪女，右後方是我姪兒，大約攝於1966年冬天。 |
1966年，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平第一次被人照相。那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堂姐回娘家時的傑作，我至今都還保留著其中一張照片。那應該是她第一次擁有照相機，因為，那一天她替全家大小拍照時的興奮模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而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初體驗。有點好奇，又有點害怕；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我生活的小村莊裡（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瓦厝），還沒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沒有電話、汽車和報紙，也沒有電鍋、馬桶和唱片。貧窮與閉塞讓我遲遲無法接觸眾多現代文明的產物，因此，面對照相機的鏡頭，我所顯露的竟然不是兒童天真而燦然的笑容，而是一片茫然和木訥，像極了十九世紀西方人類學家鏡頭下的非洲土著和台灣住民。
1972年，我們搬離了瓦厝的老家，搬到二十多公里外，較為熱鬧的北港小鎮。同一年，我考上了在嘉義市的輔仁中學，似乎一腳踏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一年秋天，剛開學不久，大表哥送給了我一台雙眼的YASHIKA照相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觸摸到「快門」。大表哥是我們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家族成員中唯一不是爲了「討生活」才到台北的。不過，他很快就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還記得是在「世紀大飯店」做服務生，專門接待日本訪客，收入相當不錯，也才買得起照相機送我。當我初中畢業時，他又送我一支西華的鋼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幾乎比鋤頭還重的筆。我會到台北考高中聯考，也是出自他的安排。假如不是他，假如我當年留在中南部，我或許不會成為一個「台北人」，或許會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大表哥送我的照相機和鋼筆，是我學生生涯中最珍貴的資產。一直到我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為止（1987年），它們始終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和抒發情感的利器。不過，鋼筆畢竟還是用得比照相機多，因為，我始終沒有充裕的金錢能隨心所欲的買底片和沖洗相片。而且，我在台灣大學所受的歷史學訓練，在史料的價值和可信度方面，一直強調文字優於圖像；在時代與空間的選擇方面，始終重古輕今、中國先於台灣。因此，在我的學習和研究生活中，照相機幾乎不曾扮演任何角色。
1994年，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化。那一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時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但是，「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卻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年）到台北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從古代與中古中國轉向近代與現代的台灣。
1995年，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充分的體會到，有許多的「歷史」不曾見於文獻，也有許多的「歷史」不容易用文字書寫。因為，我喜歡追究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和喜怒哀樂；我喜歡探索芸芸眾生的夢想、「迷信」、「罪惡」和身體。我偏愛生活的歷史、習俗的歷史、身體的歷史和群眾的歷史。而這一些都不為傳統的文人和史家所關切，也不是舊有的文獻考證和文本分析所能掌握。因此，我逐漸從書齋走向田野，逐漸放下鋼筆，拿起照相機和錄影機。
而從2001年開始，又有了新的契機。在這一年，我加入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開始體認到「數位化」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方面的極大潛能。我也開始使用「數位照相機」和「數位錄影機」，並且逐漸將自己的老照片和影音資料數位化，希望能結合各種媒材的資料，逐步「典藏」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而，典藏絕對不只是為了保存，也不只是為了便於追憶。就像「照相」，絕對不只是為了「寫真」，也不只是為了便於「存檔」，而是「照相者」對於特定的人、事、時、地、物的一種觀察和關懷，也是對於「當下」的一種有意識的「再現」，一種形象的塑造。
因此，我希望能利用參與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機會，公開徵求同志，一起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以及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
2010年10月23日 星期六
要牢牢的擁抱成長的地方
每一次看到榕樹，我都會想起小時候那一段打架的日子。
當時，我們村莊的正中央有一棵大榕樹，將村子分隔成庄北和庄南。榕樹下是玩耍的好地方，也是南北庄的孩子必爭的地盤，我們有時在那裡單打或群鬥。
那時候，我擁有的武器包括陀螺數顆、彈弓一支、鐵鎚一支、銹蝕的武士刀一把。身上因戰鬥而負傷的標記則包括嘴唇上的裂痕、眼皮被削去一角，和右手肘上的傷疤。事實上，手上到現在都還有一小片不曾取出的碎竹片，那是被北庄的一個「敵人」拿竹劍刺傷的殘留物，當年曾兩度開刀，共縫了三針，但仍未能清理乾淨。
對於那一段好勇鬥狠的日子，我並不懷念，卻也不敢遺忘。尤其是打架之後，不管輸贏，不管身上是否帶傷，只要被母親知道，總會再挨一次打，這樣的教訓，我不能忘記。
記憶．木麻黃
我的老家在雲林台西，俗稱「海口」。每年冬天，季風一起，帶著鹽分和砂粒的海風就會向內陸吹襲，任何嬌嫰、柔脆或衰弱的生命，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禁不起它連續兩三個月的摧殘。為了保護田園作物，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期間（1895－1945），先民在濱海地帶、道路兩旁和田埂之間種植了不少的木麻黃。數十年之後，木麻黃所築成的防風林也蔚為當地極為亮眼的景觀，連我老家的後院也有幾棵，而其中一棵，就緊鄰著我臥房的窗戶。無論是晴是雨，有風無風，在我生命的最初階段（1960－1972），一直有那麼一棵木麻黃讓我依傍著。
1972年，家族分家，父親帶著我們全家搬離了那個村落。分到祖厝的堂哥後來將老屋改建為樓房，院落成為水泥地，木麻黃也不見了。即連海口一帶的防風林，也因經濟「發展」、交通「發達」而不斷被砍伐。隨著年紀增長，近些年來，每一次返鄉，都覺得不僅童年離我愈來愈遠，連最初始的那種安定、可靠和溫暖的記憶也逐漸變淡變黃，對故鄉和田野的眷戀和情意也開始麻木。窗外的木麻黃似乎永遠消逝了。
沒想到，2007年夏天，我因被借調到國立中興大學服務，和妻從台北搬遷到台中之後，在暫居的學人宿舍之外，竟然發現一棵五、六層樓高的木麻黃。由於樹屋之間相隔還有三、四十公尺，再加上工作忙碌，一開始我並未特別留意到它的存在。直到一年之後，2008年7月28日，由於鳳凰颱風來襲，和妻被困在五樓的宿舍，兩人烹茶、聊天之際，我突然看到窗外那一棵風雨中的木麻黃。那飄搖不定的姿影，瞬間將我的思緒帶回童年時期老家的後院。麻雀的啁啾、豬圈爭食的嘈嘈和枝葉輕拂屋瓦的沙沙聲，一下子又在耳邊響起。而我不斷漂流的歷史，從台西到北港（1972）；從北港到嘉義（1972－1975）、到台北（1975－1982）；從台北到高雄（1982－1984）、再回台北（1984－1989）；從台北到美國和歐洲（1989－1992）、再回台北（1992－1994）、再赴美國（1994）、再回台北（1994）……，也再度快速的重播。
將近半世紀的歲月，為了求知、訪友、工作，總是不斷進出本國和異邦的海關，在不同的城鎮、國度、人群、場域和載具之間移動。年近半百，自己和妻的歸宿仍然未定，想來也不知是可悲還是可喜。或許，所有生命都像窗外的木麻黃那樣，雖是任人栽任人伐，任風擺弄，但唯有強悍和韌性足夠者才能挺立，才能讓人留下鮮明的記憶，才值得典藏。
2009年1月11日寫于台中寓所
自己亮了，世界就有光
妻的大姊畢業於中興大學園藝系，不時會邀集家族成員到戶外進行生態之旅。2003年4月19日，她帶領我們到了東北角的龍洞，走「鼻頭角步道」。那一次主要的目的是要看台灣野百合，但一路上最吸引我的卻不是野百合，而是我不認識一種小黃花，局部外觀有點像蟹黃，可能是菊科的植物。我喜歡，但說不出是為什麼，或許是那種顏色的亮度，雖然體積很小，卻非常醒目，彷佛是一顆顆的小太陽，給人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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