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與造像：舉辦「再現美麗島—2007年數位島嶼攝影比賽」有感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張照片，左侧是我姪女，右後方是我姪兒，大約攝於1966年冬天。

1966年，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平第一次被人照相。那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堂姐回娘家時的傑作，我至今都還保留著其中一張照片。那應該是她第一次擁有照相機，因為，那一天她替全家大小拍照時的興奮模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而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初體驗。有點好奇，又有點害怕；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我生活的小村莊裡（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瓦厝），還沒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沒有電話、汽車和報紙，也沒有電鍋、馬桶和唱片。貧窮與閉塞讓我遲遲無法接觸眾多現代文明的產物，因此，面對照相機的鏡頭，我所顯露的竟然不是兒童天真而燦然的笑容，而是一片茫然和木訥，像極了十九世紀西方人類學家鏡頭下的非洲土著和台灣住民。

1972年，我們搬離了瓦厝的老家，搬到二十多公里外，較為熱鬧的北港小鎮。同一年，我考上了在嘉義市的輔仁中學，似乎一腳踏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一年秋天，剛開學不久，大表哥送給了我一台雙眼的YASHIKA照相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觸摸到「快門」。大表哥是我們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家族成員中唯一不是爲了「討生活」才到台北的。不過，他很快就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還記得是在「世紀大飯店」做服務生，專門接待日本訪客，收入相當不錯，也才買得起照相機送我。當我初中畢業時，他又送我一支西華的鋼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幾乎比鋤頭還重的筆。我會到台北考高中聯考，也是出自他的安排。假如不是他，假如我當年留在中南部，我或許不會成為一個「台北人」，或許會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大表哥送我的照相機和鋼筆，是我學生生涯中最珍貴的資產。一直到我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為止（1987年），它們始終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和抒發情感的利器。不過，鋼筆畢竟還是用得比照相機多，因為，我始終沒有充裕的金錢能隨心所欲的買底片和沖洗相片。而且，我在台灣大學所受的歷史學訓練，在史料的價值和可信度方面，一直強調文字優於圖像；在時代與空間的選擇方面，始終重古輕今、中國先於台灣。因此，在我的學習和研究生活中，照相機幾乎不曾扮演任何角色。

1994年，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化。那一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時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但是，「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卻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年）到台北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從古代與中古中國轉向近代與現代的台灣。

1995年，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充分的體會到，有許多的「歷史」不曾見於文獻，也有許多的「歷史」不容易用文字書寫。因為，我喜歡追究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和喜怒哀樂；我喜歡探索芸芸眾生的夢想、「迷信」、「罪惡」和身體。我偏愛生活的歷史、習俗的歷史、身體的歷史和群眾的歷史。而這一些都不為傳統的文人和史家所關切，也不是舊有的文獻考證和文本分析所能掌握。因此，我逐漸從書齋走向田野，逐漸放下鋼筆，拿起照相機和錄影機。

而從2001年開始，又有了新的契機。在這一年，我加入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開始體認到「數位化」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方面的極大潛能。我也開始使用「數位照相機」和「數位錄影機」，並且逐漸將自己的老照片和影音資料數位化，希望能結合各種媒材的資料，逐步「典藏」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而，典藏絕對不只是為了保存，也不只是為了便於追憶。就像「照相」，絕對不只是為了「寫真」，也不只是為了便於「存檔」，而是「照相者」對於特定的人、事、時、地、物的一種觀察和關懷，也是對於「當下」的一種有意識的「再現」，一種形象的塑造。

因此，我希望能利用參與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機會，公開徵求同志，一起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以及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

   

2007年4月20日，穀雨，寫於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