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圖‧拚圖

［2004-7-24­­__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安西府廟會陣頭］

 

 

我是台西人，我不知道該如何向別人描述我的故鄉。一直到1996年1月，在我的婚禮上，一位鄉前輩在致詞時說：「他們台南人是拿筆的，我們台西人是拿槍的」，我才知道，原來，我們需要運用鮮明的識別符號，才能讓外人容易認識自己的族群或土地，即使，「拿槍」也許無法真切的說明台西人的性格與命運，也不是每個台西人都會如此認同。

 

台灣也是如此。有人說這是中國古書中傳說的「蓬萊寶島」；也有人說這是葡萄牙人口中讚嘆的「美麗之島」。這個國家，有人因為「大家樂」的風潮而謔稱為「賭場共和國」（Republic of Casino；ROC）；也有人因為台灣百姓的樂善好施而尊稱其為「悲憫共和國」（Republic of Compassion；ROC）。有人說它像海上的鯤鵬；也有人說它是空中飛舞的蝴蝶。在這座島上，插過荷蘭東印度公司的VOC旗、東寧王國的鄭氏旗、大清帝國的龍旗、台灣民主國的虎旗、日本的太陽旗。目前飄揚的是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至於未來，就要看局勢如何變化，人民如何拚鬥。

 

無論如何，當下，我們不再是「反共抗俄」的「基地」，不再是漢唐文化的「新中原」。領袖不再偉大，百姓不再沈默。聲音由丹田出發，意志從根底升起。因此，假如我們要替台灣尋找一面新的旗幟，一個新的標誌，那麼，絕對不是一個人說了算，也不是首都、五都或六都的人說了算，而是要由368個鄉鎮市區的人做主，自由的拼出台灣的彩圖，自主的拚出台灣的形象。

 

 

                                                      2013/1/1

                                              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

 

按：此文收入薛宜真、林定立編，《數位島嶼‧台灣拼圖：368鄉鎮市區全記錄》（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2013）。

 

繽紛的與單純的

 

   

    從1960到1972年，從誕生到小學畢業，十二年間，絕大多數的時間，我都是在台灣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一個叫瓦厝的小村落過活，足跡所至，很少超過方圓五公里的範圍。觸目所及，最顯著的是一棟棟隨意錯置的平房，大多是紅磚配灰瓦的傳統閩南式建築，偶有幾間以黃泥塗木竹為壁、茅草為蓋。

    動物不外是牛、羊、豬、狗、雞、鴨、鵝，池塘裡游的則是吳郭魚、鯽魚、虱目魚，當然，蒼蠅、蚊子、蟑螂、老鼠、青蛙、癩哈蟆、天牛、金龜子、蝴蝶、麻雀也不少見。

    植物最高大的是木麻黃和黃槿，低一點的是林投樹和田菁，最矮的是田裡的水稻、油麻菜、空心菜、包心菜、番薯、西瓜、絲瓜、落花生。

    花則罕見，而且幾乎都是黃色的，最大的是黃槿樹的花，但只有一天的壽命，其餘都是田間農作物開出的微弱小花。不過，早春時節，滿田的油麻菜花以及翩翩飛舞的淡黃粉蝶，倒也是一片壯觀的黃土地。

    至於人，所有人都說海口腔的閩南話，男的幾乎都姓林，老一輩的幾乎都不識字，鋤頭與鐮刀遠多於鉛筆與書本。電燈、收音機、摩托車和抽水馬達，已經是最高科技，尼龍的衣服和絲襪，是去過都市的人帶回來的奢侈品，炫耀多過實用。照相機則是外地的親友造訪時帶來的新武器，用來獵取我們貧窮的景像、寒酸的身影、茫然的眼神。

    最繽紛的色彩，最繁複的聲音，最豐富的味道，最震撼的感動，全數來自隔壁村子，五港的「安西府」。每年農曆六月的廟會，童乩、手轎、鑼鼓、陣頭、神像、令旗、進香團、布袋戲、歌仔戲、烤魷魚、烤玉米、烤香腸，以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本地人、外地人，交織、融混而成的情境，已不是「熱鬧」二字可以形容，即使加上「滾滾」二字也不行。
 

    這就是我童年時期感官所及的世界。對於一個欠缺外地經驗的孩童而言，這樣的世界，其實已經足以讓我目眩神迷，心滿意足了。
 

    但是，小學畢業之後，我離開了家鄉，輾轉流離於北港、嘉義、台北、高雄、台中這幾個城鎮與都市之間，甚至遠赴異邦，到美國留學、到歐洲遊學、到東亞各國參訪。而隨著遊歷增多與體驗加深，我逐漸發現，世界是如此寬闊，如此多樣，如此複雜。人、事、地、物，都是五花十色，瞬息萬變。同時，自己心靈中的「原鄉」圖像，色彩也逐漸變淡，甚至退變為一張黑白照片。不過，我認為，那不是單調，而是單純。
 

 

2012年11月30日，小雪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為《形形色色》序文，收入林彥宏、林定立主編，《形形色色‧數位典藏影像書》（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2013）。

 

十年磨一劍：我的「數位典藏」工作經驗

[2010-10-31-嘉義竹崎香光寺-地藏菩薩]

    198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當時所長為丁邦新先生）與計算中心（當時主任為謝清俊先生）合作，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先是完成中國歷代正史《食貨志》的全文輸入與標誌工作，經測試成功之後，隨即展開以《十三經》和《二十五史》為主體的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在1980至1990年代，這不僅創置了獨步全球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也奠定了台灣人文學與資訊科學攜手合作的基石，並吹響了「數位革命」的號角。其後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則可以說是進入攻城掠地、宣揚理念的階段。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師已老、兵已疲，但「數位典藏」、「數位學習」已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詞彙，數百萬件散藏於各地的國家文化資產也一一完成了數位化，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範疇更是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而所謂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也逐漸在台灣學術界成形。因此，我相信這終將成為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頁，甚至成為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

    而我竟然有機會長期參與這項創造歷史的文化工程，真是無比榮幸！

    我先是在1986-1987年間，擔任史語所「史籍自動化計畫」的兼任助理，當時，我還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就讀，負責的工作就是校對《史記》和《漢書》的全文資料檔。和我一起工作的還有王健文先生，他是我台大的學長，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督導我們的是蕭璠先生和劉錚雲先生，而劉先生至今都還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真是神奇！也真令人敬佩！

    1987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之後，隨即獲聘為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而從入所之後，我便卸下校對的勞務，並於1989年赴美進修，一直到1994年獲得博士學位為止，算是脫離了數位團隊。但從1995年起，開始加入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並從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擔任小組的召集人，負責籌畫和管理的工作。在這期間，中研院在1998年設置了「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4月6日），其後又改組為「數位典藏建置委員會」（2000年4月7日至2002年4月6日），負責統合、分配院內建置數位資料的資源、人力、經費。這可以說是史語所數位化經驗的擴散。我也長期獲聘為委員（1998年1月1日至2002年4月6日）。

    2001年起，中研院在楊國樞副院長的領軍與謝清俊先生的擘畫之下，開始推動一項名為「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試驗性工作，目標是要將所謂的「國家典藏」數位化。主要團隊成員來自中研院史語所、資訊科學研究所、計算中心，以及先前執行「數位博物館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台大教授群。我也獲邀擔任工作小組委員。

    由於目標宏偉，藍圖清晰，運作順暢，這項計畫從2002年起，獲准提升為五年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並由國科會人文處擔任主管單位（當時的處長為王汎森先生），這也是第一個由人文學者主導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我除了獲聘為工作小組委員之外，還擔任其中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主持人為黃寬重先生），並從2005年起接手主持人的工作（2005-2006）。

    2007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准進行第二期計畫（2007-2011），在總主持人曾志朗副院長及辦公室主任李德財先生的規畫之下，計畫的目標、組織與工作團隊都進行了微調，次年，因為和「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併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又進一步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人事也不斷有所異動，目前的總主持人為王汎森副院長，辦公室主任則是謝國興先生。我則長期擔任其中的「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2007-2012）。

    回顧這一段經驗，還真是百感交集！

    前半段，從1986至2000年，我從研究生變成研究人員，先是從事最基本的校對工作，逐漸參與規劃工作，最後還負責執行與管理。但主要範圍還是在「漢籍全文資料庫」，在史語所與中研院。一方面學習、成長，一方面回饋、反思。

    後半段，從2001年起。那一年我升任研究員，四十一歲，已經從青年步入中年，用《黃帝內經》的標準來說，甚至可以言老了。但就一位歷史學者來說，還算是盛壯之年，我真正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生涯也才要開始。因此，當初獲邀參加數位典藏的團隊時，還真有些遲疑和猶豫。最後，因為有感於黃寬重先生的急公好義與對我的提攜之恩，並敬佩資訊人謝清俊先生的眼光、胸襟和人文關懷，還是冒然投身到這個未知的世界，這個風波不定、無邊無際的江湖。我無法再侷限於史語所、中研院，無法再聚焦於漢籍、人文，無法再談道、義而不說功、利。我必須南北奔跑、東馳西走，必須和各種領域的學者、專家、官員、記者、商人打交道。或是相談甚歡；或是拍案對罵；或是怒目而視；或是惺惺相惜。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得以遠赴台中，獲聘為中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2007-2010），在那裏創設以數位科技為工具與載體的「鹿鳴文化資產中心」（下轄：電子報、網路電視台、電影工作坊），並開設相關的課程與學程。

    結果，十餘年下來，我已成半百老翁。想寫的書沒寫，想去旅行的地方沒去，想好好陪伴的人沒陪，想鍛練的身體沒練。青春盡成一疊又一疊的計劃書、管考報告、成果報告、簽呈、人事考核表、經費核銷憑證……，精力耗損於一場又一場的工作會、說明會、研討會、審查會、檢討會、發表會……，歲月換來了數不清的KB、GB、TB，儲存在逐漸演進的硬碟、隨身碟、光碟和磁碟陣列之中，未來則是在「雲端」。

    後悔嗎？有時，我的確會這樣問自己。但一個「悔」字卻很難出口。當我因為工作遭遇挫折、憤怒、悲傷、難過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一個個比我還要辛苦，還要有智慧的前輩。也會想起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輕夥伴，想起我們一起在台北、花蓮、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辦理訪查活動以及工作坊的身影，想起他們從嘉義、台東、蘭嶼、澎湖、金門等山區或離島歸來之後的真情寫真、動人報告。他們的足跡、臉孔、笑聲、熱情、汗水、衝勁、創意，已遍佈在島嶼的各個角落，也已深植在我的記憶和靈魂之中。面對他們，我能說「悔」嗎？不！絕不！

    

 

 

2012年7月13日，小暑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文收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編，《當科技與人文相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歷程》（臺北：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頁138-141。

「三民」情義

 

在當今以「市道交」、以「利益論」的「重商」社會裡，談「情義」似乎有點沉重，或有點虛偽。但時值三民書局成立六十周年前夕，論「三民」帶給我最強烈、最鮮明的印象，似乎也只有「情義」二字才能表述。

 

我與「三民」的因緣，應該是肇始於二十多年前參加《新史學》雜誌社的籌辦與社務。從創辦以來，在許許多多的《新史學》聚會上，創社的師長常常提及的一段「往事」，就是「三民」「頭家」劉振強先生「義助」《新史學》之事。此事雖然已由杜正勝先生正式撰文〈仗義護持文化〉批露，並刊佈在2003年出版的《三民書局五十年》。但是，一直到今年（2012年）的社長交接（由黃寬重先生交給李貞德女士）典禮上，杜正勝先生在致詞時，還是再一次敘述這段往事，似乎擔心新進社員不知，老的社員遺忘「三民」的這項義舉。我想，這將會成為《新史學》「歷史」中的重要篇章。

 

至於我個人，則是因出書、編書的關係，和「三民」有了另一種接觸。我前後在「三民」出版了《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和《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二書，這也是我最棒的出書經驗，因為，這是我所有著作中最不擔心校對、勘誤的二本書。「三民」的編輯幾乎是當作自己的書在處理，細心與耐心成就了非凡的品質。

 

不過，最讓我難以置信的還是「三民」的「電腦排版系統」。我還記得有一次到「三民」拜訪劉先生，談及電腦的中文「缺字」問題，也就是說既有的漢字編碼系統（如Big5、GB、Unicode等）所沒有的字，便無法在數位化的檔案中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及顯示。當時，劉先生非常得意地說，「三民」沒有「缺字」問題，因為他不惜耗費鉅資，獨立開發、研創一套自用的漢字系統，任何一個字都可以「造」出來，並且有統一的風格。若是考慮成本，「三民」大可使用坊間既有的字形字庫，碰到罕見字，則以通俗字替代，或是再請人「造字」。只是如此一來，有時難免無法真實呈現古籍的面貌，或是損及字形風格的一致性。可見劉先生對漢字的美有一份特殊的愛；對於完整地傳承並創新漢字文化，進而帶到「數位世界」，有堅定的使命感；對於要給讀者「好看」的書，也有強烈的責任心，以致不顧生意上的盈虧、得失。

 

另外，在我協助「三民」編輯《文明叢書》的過程中，也有兩件事讓我感念不已。《文明叢書》總策劃是杜正勝先生，最早的編輯委員有康樂、王汎森、李建民三位先生和我。康先生（1950-2007）雖然年紀最長，但因最富編輯經驗，因此，一些實務上的細節，包括書本的大小、版面的格式、字距與行距等，其實都是由他一手設計。康先生生性豪邁不羈，又有道家「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修為，因此，很少人知道這套叢書得以問世，除了劉振強先生的文化理念及杜正勝先生的擘畫之外，還有康先生的「苦勞」。因此，當康先生在2007年突然仙逝之後，我便請求「三民」在《文明叢書》的編輯委員名單中保留他的名字。沒想到這個唐突的請求竟然被接受了，而康先生也得以和這套叢書繼續「活」著。只是我輩努力不夠，邀稿不力，撰述不足，無法大大顯揚康先生的名字。真是慚愧！

 

再一件事則是一位老友的「事故」。有一年，這位朋友家中經濟突然出現狀況，困窘不已，因我曾以《文明叢書》的名義向他邀稿，因此，他便提出「借支」稿費的請求。我生平從未向人借過錢，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請求，相當錯愕，但怕他真的度不過難關，只好厚著臉皮，向「三民」轉達他的「請款」，沒想到迅速獲得正面的回應，這位朋友也得以解燃眉之急。後來才知道，歷年來受恩於「三民」劉先生雪中送炭的窮書生還真不少。在這個年代，只憑讀書人的「名字」就給予「信用」貸款的，大概只剩「三民」了。

 

在這個亂離的時代，在充滿猜疑與背棄的世界，「三民」始終如一的情義，　格外令人感念。期盼已經有一甲子輪迴的「三民」，能有干支交錯而不息的永恆歲月。

2012/10/04

 

不看洛城花：牡丹記憶

[倪曉容畫作：舞影（2008年6月）]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53]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68]

聽說，杉林溪的牡丹花開了。想去看，覺得路途遙遠。不去，又覺得此生不該再錯過花期。

這樣的矛盾，還真不知從什麼開始的。

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牡丹花，是1996年春天，在異國的都城。不是洛陽，是巴黎。

其實，小時候，在眠床的棉被套上，在母親的旗袍和梳妝台上，在鄰家大姊與大嬸的頭巾和包袱布上，甚至在村裡廟宇的邊邊角角，都可以看到牡丹花的圖案，但只是圖案，而且，沒有人告訴我那是什麼花。

長大後，我總算知道那是牡丹。但卻覺得這種花俗氣，甚至令人嫌惡。尤其是在蔣宋美齡將她的牡丹「國畫」變成「防癆郵票」，又在學校以「慈善」之名強迫我們購買之後，每次看到那一枚永遠也無法郵寄的郵票，我就更加痛恨。因此，有一段時間，在我的心靈裡，牡丹成為「黨國」、「威權」、「虛榮」、「偽善」的符號。

一直到1996年春天，我對牡丹的印象才改變。那時，我剛結婚不久，應法國遠東學院之邀，帶著妻子到巴黎訪問三個月。我們住在塞納河左岸的聖米歇（St. Michel）地鐵站附近的學人招待所。每天早晨，我們都會到鄰近的傳統市場買麵包和水果。有一天，我看到花店裡擺放著數十朵活色生香的各色牡丹花，便買了兩朵如封似閉的白牡丹回去，隨意拿了個玻璃瓶，裝了水，插上之後，便擺放在書桌的角落，原本並不在意，但到了傍晚，卻見那兩朵原本圓渾的牡丹竟開展成「碗公」大小，而且還飄散著似淡又濃的香氣，甜美又不失清新，壯碩、尊大又不失優雅、自在。隔天，花瓣萎謝時還真像落雪！那幾天，唐詩宋畫中的牡丹，便在巴黎的拉丁區開落著。

而連株帶葉的牡丹，我一直到2008年春天才看見。那時，我和妻子暫離台北，遷居台中，在中興大學任教。閒暇之時，常在台灣中部四處看花。久聞杉林溪有牡丹，又想起當年在異邦的驚艷，便驅車前往賞花。但是，初次逢遇，乍看之下，其實有點失望。或許是盆栽的關係，花雖開了，卻顯得有點零零落落，有點瘦瘦弱弱。不過，我仍不死心，在2009年及2010年的春天，我又到杉林溪看牡丹，看它們逐漸長大，逐漸枝葉肥沃，花開茂盛。

到了2011年春天，因為已搬回台北，便不再前往杉林溪看花。或許，我只有客居他鄉的時候，才有緣份和心思去看牡丹。

2012年3月27日，春分之後，寫於南港

小寒之後

【狂草—倪曉容2009年畫作】

依舊是夜雨纏綿

依舊是憂愁無邊

輾轉，躺不出溫暖

反側，往事擠壓著未來

開燈，會照亮寂寞

關燈，世界就黑暗

只能等待，可能的雞鳴

以及，一個不冷的春天

附記：2012年1月8日晚間，在汐止寓所，正看著電視播放台灣總統大選的新聞，突然接獲姪女傳來簡訊，得知南部老家的大哥急診住進醫院，年邁的母親也病倒。一時之間，竟茫然失措，夜裡聽著窗外的雨聲，便難以成眠。只好開燈，在床上捉筆草成此詩，聊記家、國之憂。時在2012年1月9日清晨五時。

香港印象II：言功與謝恩

我喜歡旅行，可是，我對於家也有無比的迷戀和牽掛，因此，每次出國，都是來去匆匆，這次到香港也是如此。不過，短短的八天，也讓我對於香港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一朵巨大但欠缺香味的人造玫瑰，令人驚嘆！。

根據道教的科儀，道士步罡踏斗、上天朝真之後，必須「言功」謝恩，因此，我必須交代此行的恩人和貴人。

此次邀我訪問的單位是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主任是鄭培凱教授（即詩人程步奎）。他是我台灣大學的學長，算是舊識，首度見面是在1990或1991年，地點在紐約，還一起喝過咖啡。其後，幾乎每一年過年時都會收到他以詩作製成的賀年卡，都可以讀到他生命的起伏和靈魂的呼吸。這次訪問城大，蒙他邀請、賜宴，無限感謝。其次，必須感謝城大的屈大成博士、黎小杏小姐聯繫、安排此次訪問；感謝范家偉博士在百忙中還迎來送往、導覽校園，並以晚宴款待；感謝圖書館景祥祜館長兩度賜宴、助理館長張曉寧小姐導覽圖書館；感謝中國文化中心助理主任馬家輝博士（與鄭培凱教授）在香港電台（RTHK）〈文化超現代〉節目的訪談。此外，還必須感謝王章偉博士帶我和內人上「太平山」看香港景色，雖然因故半途折返，但在金鐘商城的下午茶已彌足珍貴。

2011/4/29/寫於南港

香港印象II之9：時間之城

我很喜愛手錶，對於時間也極度敏感，這或許是和我從事歷史研究有關，但也有可能是被小時候老家客廳牆上的掛鐘洗禮所致。那個鐘走動時會滴滴答答的響，每個準點還會敲打出清脆的聲音，我有時候甚至會站在鐘前，痴痴地看著鐘擺，等待準點的鐘響。

那個鐘是父親掛的，他生長於日本統治時期，受過日本人的近代化教育，而時鐘正是西洋近代文明的表徵，也是檢測一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或許是受到父親的影響，我從小就對這樣的機械和文明表徵產生興趣。

不過，我已經忘記自己第一次戴錶是什麼時候了。只記得以前我的錶一不小心就會進水、起霧，錶面很快就會刮出傷痕，錶帶不容易扣緊，指針還會脫落，一大堆的毛病，連什麼牌子也記不住，準不準也不曉得。直到我大學四年級那一年（1982），似乎是當作畢業禮物，又好像是為了考研究所、預官，必須有一只準確的錶，父親便買了一只星辰（Citizen）石英錶給我，方正的錶面，堅硬的玻璃，黑底金字，有日期、星期顯示，黃金色的錶帶閃閃發光，一看就像中年男子戴的，應該是父親向他在台西街上開鐘錶行的進叔買的（進叔是當地少有的一貫道道親）。但它堅固耐用，陪著我入伍服役，在各種場地翻滾操練，始終毫無損傷、準確無比，又有防水。可惜帶到美國留學時，為了換電池，竟被笨手笨腳的美國師傅在錶殼背部敲出一個缺角，錶面也有一些磨損，因此，我在1991年到歐洲旅行時，便在飛機上多買了一只瑞士製的輕便型手錶輪替使用，忘了是什麼牌子，只記得有月象，人造皮的錶帶，才花了30或50美金，而那時的台幣對美金匯率是28：1，正是台灣國富力強的年代。但我的第一只瑞士錶其實遠不如父親給我的星辰錶耐用，回台灣之後不久，竟從我的世界中消失，不知是壞了丟掉，還是轉贈家裡的晚輩。至於那一支星辰錶，雖然已靜止不動了，但我還保留著，算是對父親的懷念。

而替換星辰錶的是妻子送我的結婚禮物。1996年年初，為了婚禮，她買了不少行頭，其中是二組對錶，一組是Arden（雅頓），另一組是Ogiva（愛其華），都是超薄型的石英鑽錶，既無秒針，也無日期、星期顯示，但輕巧、華麗、炫目，也算堅固耐用。不過，十年之後，一些小瑕疵便逐漸顯露出來了，而因為負責行政工作，經常要開會、排行程、批公文，便開始懷念舊款的那種功能齊全的錶。於是，妻子又送了我兩支錶，一支是2008年的生日禮物，精工（Seiko）的石英錶，頗接近父親送我的星辰錶，只是錶面是圓的，錶殼、錶帶是白色的不鏽鋼。後來，2009年1月，為了結婚周年紀念，她又送了我一支Oris（豪利時）的TT3機械錶（鈦金碳纖維），花了三萬多元。這是我最貴的錶，但實在太重了，2011年3月初，因姪兒的錶壞了，我便轉送給他。

於是，我又開始尋尋覓覓了。只是，我買得起的錶大多無法滿足我的要求，既要輕、薄，又要有秒針、星期、日期顯示，還要長期不用換電池或保養，而且要準確、堅固。幾乎是不可能樣樣俱足。但我還是不死心，而到了香港之後，在街頭上不時可以看到名牌手錶的巨型廣告，錶的專賣店也到處可見，因此，我便不由自主地逛了起來。抵達香港的第一天，便在「又一城」購物中心的Tic Tac Time買了一只天梭（Tissot）石英錶（PR100），錶面大小、厚度、重量都算適中，而且是皮的錶帶，比較能調整鬆緊，可惜只有日期而無星期顯示。不過，價格還真便宜，只花了1350港幣（約5500台幣）。第七天，到銅鑼灣的時候，逛到了「時代廣場」，忍不住又進入浪琴錶的專賣店，才知道有超薄又輕的機械錶，而且才7900港幣（約台幣3萬元）。差一點就買了，但後來還是忍住。因為我已有不少買了便後悔的往例。不過，浪琴錶的售貨員很有耐心的向我解釋石英錶、機械錶和光動能錶的使用壽命和優缺點比較，算是替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我也終於發現，我理想中的錶應該還沒問世。雖然如此，隔天，要離港之時，進入機場的商城之後，我還是走進鐘錶店裡細細看錶，還看中一只IWC（萬國錶）的機械錶，已頗接近我的理想，但一問價格，大約要台幣十萬元，我只好忍住不買，而這幾乎是他們最便宜的錶了，看來在這世界上，「富的是他，貧的是我」。最後只好悵然回台了。

2011/4/28/寫於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