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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0日 星期六

照相與造像:舉辦「再現美麗島—2007年數位島嶼攝影比賽」有感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張照片,左侧是我姪女,右後方是我姪兒,大約攝於1966年冬天。

1966年,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平第一次被人照相。那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堂姐回娘家時的傑作,我至今都還保留著其中一張照片。那應該是她第一次擁有照相機,因為,那一天她替全家大小拍照時的興奮模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而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初體驗。有點好奇,又有點害怕;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我生活的小村莊裡(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瓦厝),還沒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沒有電話、汽車和報紙,也沒有電鍋、馬桶和唱片。貧窮與閉塞讓我遲遲無法接觸眾多現代文明的產物,因此,面對照相機的鏡頭,我所顯露的竟然不是兒童天真而燦然的笑容,而是一片茫然和木訥,像極了十九世紀西方人類學家鏡頭下的非洲土著和台灣住民。
1972年,我們搬離了瓦厝的老家,搬到二十多公里外,較為熱鬧的北港小鎮。同一年,我考上了在嘉義市的輔仁中學,似乎一腳踏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一年秋天,剛開學不久,大表哥送給了我一台雙眼的YASHIKA照相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觸摸到「快門」。大表哥是我們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家族成員中唯一不是爲了「討生活」才到台北的。不過,他很快就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還記得是在「世紀大飯店」做服務生,專門接待日本訪客,收入相當不錯,也才買得起照相機送我。當我初中畢業時,他又送我一支西華的鋼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幾乎比鋤頭還重的筆。我會到台北考高中聯考,也是出自他的安排。假如不是他,假如我當年留在中南部,我或許不會成為一個「台北人」,或許會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大表哥送我的照相機和鋼筆,是我學生生涯中最珍貴的資產。一直到我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為止(1987年),它們始終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和抒發情感的利器。不過,鋼筆畢竟還是用得比照相機多,因為,我始終沒有充裕的金錢能隨心所欲的買底片和沖洗相片。而且,我在台灣大學所受的歷史學訓練,在史料的價值和可信度方面,一直強調文字優於圖像;在時代與空間的選擇方面,始終重古輕今、中國先於台灣。因此,在我的學習和研究生活中,照相機幾乎不曾扮演任何角色。
1994年,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化。那一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時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但是,「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卻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年)到台北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從古代與中古中國轉向近代與現代的台灣。
1995年,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充分的體會到,有許多的「歷史」不曾見於文獻,也有許多的「歷史」不容易用文字書寫。因為,我喜歡追究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和喜怒哀樂;我喜歡探索芸芸眾生的夢想、「迷信」、「罪惡」和身體。我偏愛生活的歷史、習俗的歷史、身體的歷史和群眾的歷史。而這一些都不為傳統的文人和史家所關切,也不是舊有的文獻考證和文本分析所能掌握。因此,我逐漸從書齋走向田野,逐漸放下鋼筆,拿起照相機和錄影機。
而從2001年開始,又有了新的契機。在這一年,我加入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開始體認到「數位化」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方面的極大潛能。我也開始使用「數位照相機」和「數位錄影機」,並且逐漸將自己的老照片和影音資料數位化,希望能結合各種媒材的資料,逐步「典藏」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而,典藏絕對不只是為了保存,也不只是為了便於追憶。就像「照相」,絕對不只是為了「寫真」,也不只是為了便於「存檔」,而是「照相者」對於特定的人、事、時、地、物的一種觀察和關懷,也是對於「當下」的一種有意識的「再現」,一種形象的塑造。
因此,我希望能利用參與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機會,公開徵求同志,一起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以及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
   
2007420,穀雨,寫於南港。

何謂「歷史」?


    1978年,我參加大專聯考,原本考取的是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但因歷史科考了96分,獲准轉入歷史學系。當時其實也搞不清楚哲學和歷史有什麼不同,也沒打算以歷史研究為職志,只是一時興起,卻沒想到我竟從此與「歷史」糾結在一起,到現在還難分難捨。而在這三十多年的歲月裡,我經常會碰到的一個簡單卻難解的問題,也就是:何謂「歷史」?
    假如我的記憶沒有錯亂的話,我在台大歷史系所上的第一堂課是「史學導論」。那是1978年的十月,授課老師是當時的系主任孫同勛教授。他是山東人,我聽了一年的課仍無法完全聽懂他的「國語」。他的板書無論中英文都寫得漂亮,卻潦草到不易辨識。但是,他對我的影響極為深遠。他用了極多的時間和力氣要我們思辨歷史知識的特質和歷史學家的責任。他不說廢話,不講故事,不動情感,只是理智清明的不斷追問我們:什麼是歷史?事實上,他所指定的教科書之一就是英國史家E. H. Carr1892-1982)所寫的 What is History?1961)。
    有趣的是,當我在1989年秋天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讀博士班的時候,在必修課HIS 500Introduction to the Professional Study of History琳瑯滿目的指定閱讀書單之中,也有What is History?這本老書。當然,我依然被迫要回答:歷史是什麼?
    我已經忘記自己大一或博一的時候究竟如何回答老師的提問,但我知道,我的答案始終在變動之中。而我最新的認知是:歷史是人類對於過去事物的追憶與敘述,而書寫歷史或研究歷史主要是為了幫助人類「認識自我」,了解「自我」的形成過程、當前的成就與缺憾,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聯。至於「自我」的「界域」,可以小至單一個體,也可以大至社會與國家群體。而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其「邊界」及駐足點都會與時俱變。
    其次,我認為,理想中的歷史書寫必須先有「完備」的「史料」,凡是與「過去事物」有關的文字、圖像、聲音、影像、器物等,都必須蒐羅齊全。另外,必須設定書寫的目的及預設的讀者,以便決定書寫的語言、文體及體例。而且,書寫者必須保持「價值中立」,讓「史料」自己說話。但是,在實務上,「史料」不可能完備,「追憶」不可能無誤,書寫者不可能沒有立場。換句話說,「歷史事實」不可能百分之一百的真實再現。
    此外,我發現,「歷史書寫」者往往會以今溯古,以主體的現況追溯其源流,但在「敘述」「歷史事實」時,卻大多習慣於依時間的先後次序,順敘而下。而所謂的「歷史事實」就像一座山或是月球的本體,我們使用語言或圖像所能描寫的,永遠只是在某個時間、站在某個或某些角度所觀察到的山形或月象。本體雖然只有一個,同一個人或不同的人卻永遠可以描繪出許多歧異的景象。
    然而,任何一種「歷史敘述」都必須符合「證據法則」才可以說是「歷史事實」的某個或某些面相。而歷史學的「證據法則」接近法官審理案件時所依循的一些原則,雖然無法百分之百確保其對於「曾發生或存在之事實」的判斷「真實無誤」,但大多能符合多數人「常情」、「常理」的看法。就此而言,我們的確無法確信自己所「考證」或敘述的「歷史」絕對是「真相」。
    由於「歷史知識(歷史書寫)」具有這些特質,倘若是替「公眾」寫史,那麼,任何人所寫或編的任何一本歷史著作,都會有以下的三點限制。第一,不是聖經:歷史著作的觀點和內容不可能令所有的人都信服,閱讀者也不應全盤接受。第二,不是百科全書:歷史著作的內容不可能無所不包,也不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第三,不是最後的定本:歷史著作不可能永久適用,必須也必然隨著「自我」的變動而不斷改寫。
    雖然如此,若要替「公眾」寫史,歷史書寫者仍必須努力避免觸犯以下五個禁忌。第一,一家之言:歷史著作不宜只呈現編撰者一己的觀點和好惡,必須盡量讓所有不同的聲音和價值都能顯現。第二,取悅少數:歷史著作不宜為了取悅特定的「少數」而決定某些內容的取捨,必須力求滿足最大多數人的需求。第三,背離事實:歷史著作所「敘述」的「人、事、時、地、物」不能違反「證據法則」。第四,脫離現實:歷史著作所選取的內容不宜與現今的境遇毫不相干或關係甚淺。第五,時序混亂:歷史著作對於「事件」或發展(變遷)所做的「敘述」,雖然可以有「順敘」、「倒敘」及「插敘」等手法,但其時間軸必須單一、清楚、連貫而固定,不宜有跳躍、偏移、斷裂、倒錯之情形。
    因此,只要能認同這樣的「歷史」觀,並遵從上述的規範,那麼,任何人其實都可以成為歷史學家,都可以替自己或他人寫歷史,而任何「物件」都可以成為珍貴的史料。然而,這樣的認知和實務操作正面臨來自「數位科技」(包括個人電腦、手持式通訊與資訊設備、網際網路、通訊系統、以及相關的軟硬體設施)所帶來的新而嚴峻的考驗。
    我們發現,在「數位世界」裡,虛構、偽造、或篡改「歷史」,變得非常容易。因為,資料的取得、複製、變改與傳輸非常簡單,而在資訊溢載的情況下,「網路族」對於資料往往只是搜尋、瀏覽、複製、刪除或轉傳,很少人會細閱、省思其內容,更少有人會進行考證或辨偽的工作。雖然說在數位世界裡,凡用過必留下痕跡,無論是虛構、偽造、篡改,還是增刪、重組、轉傳的動作,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或通訊系統,都會製造出新而且能不斷衍化的「文本」,任何人都很難將它們根除。但是,若真要追查,還必須有專業的技能和設備,才能讓「假歷史」現出原形,而且,往往抓不到「元兇」(原創者),只能找到一些「幫兇」(協創者)。更麻煩的是,每個「文本」其實都可以看作是一種「創作」,都在「數位世界」裡佔有位置,擁有身分,至少,有計量上的價值。換句話說,進入「數位時代」,我們必須重新定義所謂的「作者」、「真假」、「抄襲」、「閱讀」、「書寫」與「歷史」。至於答案,我也還在摸索之中。


201082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

「微縮」革命:向謝清俊教授致敬


    2002年是「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正式啟動的第一年,瞬間即讓數以百計的研究人員、教師、助理和工作人員集結在同一面旗幟之下,而我正是其中之一。那時候,團隊的成員來自天南地北,彼此相當陌生,甚至不曾謀面。大家似乎也並不十分清楚「數位典藏」是什麼,有點傻呼呼的,就回應了當時的總計畫辦公室主任謝清俊教授的號召。他說,這是第一個真正跨越科技與人文的「國家型計畫」,也是唯一一個讓人文學者可以參與、奉獻的「國家型計畫」。那時候,我並不十分清楚「國家型計畫」究竟有何重要或偉不偉大,但我願意加入,因為我相信謝清俊教授。他是我見過的最浪漫、最熱情、最多夢想的科學家。
    事實上,因為他的倡議和協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才能在1984年便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並完成《十三經》和《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的建置,這也是獨步全球的一套漢籍全文資料庫。而主要由他所催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則是更具野心的一項文化工程,其目標是要將所有重要的國家文化資產一一數位化,並加以利用。其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的範疇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可謂上天入地,東西南北,幾乎無所不包。
    而七、八個年頭過去了,我們又做了些什麼呢?約略估算,曾投身於這項工程的人員總數應該已在千人以上了,所完成的資料庫已超過150個,而其原始典藏品堆置於上百個機構的大小庫房或儲藏室之中,重量應該可以以公噸計算,長度絕對可以繞台灣一圈以上,但其「數位檔案」的大小,則只要一間小房間,幾部高容量的磁碟陣列機,大概就可以儲存了。
    這是一種非常驚人的「微縮」革命。這也讓我想起1980年秋天的往事。那時候,我剛升上大學三年級,二十歲生日前夕,我向父親要了一筆錢,買下鼎文書局印行的精裝本《二十五史》,算是給自己的生日禮物。而這一部書,從此長期佔滿我一整個書櫃和一小面牆,每次搬家,都會成為沉重的負擔。而就在幾年之前(似乎是2005年),某一個天高氣爽的黃昏,我在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旁的人行道上散步,碰到了謝清俊教授,他非常興奮的叫住了我,拿出HTC生產的手機,向我展示《史記.高祖本紀》的內容。他說:「整部《二十五史》都在裏頭。」那是一個不小的震撼。
    然而,從人文的角度來看,「數位典藏」所引發的「微縮」革命,最重要的並不是典藏品體積、重量和長度的縮減,而是城鄉之間、貧富之間、專家與民眾之間、政府與百姓之間,對於文化資產的掌握與運用的權力,原有的落差可以大幅縮小了。這一切,要歸功於許許多多默默奉獻青春與血汗的工作人員,也必須感懷謝清俊教授這一位「數位典藏」的「高祖」。


20109月白露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何謂「媒體」?


    長期住在台灣的人大多會覺得,這幾年台灣很亂,而民意調查顯是,民眾認為主要的「亂源」之一是擁有許多特權、利益和崇高地位的「媒體」。當我看到媒體自己披露這則「新聞」的時候,一開始,我感到非常震驚,但再想想,這其實還滿合理的。
    我會震驚或難過,是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一直夢想能成為一名新聞記者。我雖然是以歷史研究為專業,以巫師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但我始終認為,新聞記者是歷史學者和巫師的同行,三者最主要的社會角色都是「溝通者」,都可以稱之為「媒體」或「媒介者」(medium)。記者的責任是讓人群之間溝通順暢,史家的責任是讓古今之際連續不斷,巫者的責任則是讓人神之間往來無礙。
    以巫師來說,北亞一代的「薩滿」(shaman),能透過特定的儀式,讓自己的靈魂脫離肉體,神遊天上、地下及人間「三界」,也可以讓各種鬼神、精靈、亡者附在自己身上,開口說話。「薩滿」在儀式中身兼神與人的雙重角色,一般人透過他們可以了解死者的生活,可以明白禍福因緣,得以祈福解禍,也可以滿足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可以讓困苦和迷惑的生命多一點希望和指引。這種「靈媒」在中國社會一般稱之為巫者,在閩南及臺灣則稱之為「童乩」。
    史家也一直在從事類似「薩滿」的工作。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要透過文獻以及各種材料,突破時間、空間和語言文字的障礙,進入一個原本不熟悉的世界,去了解另一個世界的種種現象。在探索的過程中,他們必須想辦法捨離自己的宗教信仰、族群認同、價值體系、性別意識、時代習性,才能進入異文明的世界,或回到古人的世界,探索過往的時空環境與事物。史家還必須將探索的結果陳述出來,帶領其他人去見識另一個世界的情景。
同樣的,「薩蠻」也必須「解離」自己的人格或靈魂,讓不同的神靈都能附在身上「發言」,或讓自己的靈魂脫離肉體的束縛,到另一個世界遨遊,並且陳述所見所聞。至於向來強調報導必須「客觀」、「公正」、「真實」的新聞記者,在這一點上,其技能與工作倫理似乎與史家和「薩滿」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溝通者」的角色也非常類似。
在當前的時代裡,我們格外需要許許多多的「溝通者」。語言文字、宗教信仰、意識型態、性別意識、社會階層、年齡、血緣和地域關係,以及各種錯綜複雜的歷史因緣,已造就了不少互異的族群、團體、社會和國家。強固的「認同」雖然有助於個體的安身立命和群體的穩定強盛,但群體之間的界線愈分明,隔閡就愈多,誤會、對抗、衝突的情形也就無可避免。因此,群體之間必須有媒介人物幫助彼此了解,才能減少不必要的抗爭。
    不幸的是,在不少新聞報導中,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記者本身的「立場」、好惡和情緒明顯的夾雜在內。有一些則是「捕風追影」或近似小說家的「虛構」。有些記者甚至完全蛻變為一個立場鮮明的「評論者」,喪失「報導人」的身分。有一些更是淪為特定政黨或個人的「文宣」、「化妝師」、「打手」與「捍衛者」。他們的「寫作」不僅無益於人與人的溝通與和諧,有時反而成為引起誤會、激發衝突與仇恨的根源。我想,這就是台灣民眾將媒體視為亂源之一的主要原因。
    然而,換另一個角度來看,媒體其實也不過是反映台灣的「亂象」而已,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已說過:「媒體即訊息」。什麼樣的社會就會有什麼樣的媒體;要改變媒體,必須先改變社會。

何謂「詩書寬大之氣」?

   

    拙文〈何謂「國立」大學〉曾引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學校》的說法,認為培養具有「詩書寬大之氣」及思想獨立自由的「國民」,才是「國立」大學應有的教育目標(《自由談》,2010/1/20)。刊布之後,有讀者提問:什麼是「詩書寬大之氣」?故再藉《自由談》略申己見。

    「詩書寬大之氣」字面上的意思是詩書所薰陶的寬容氣質與偉大氣象。北宋儒者張載(1020-1077)〈西銘〉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便很能表現這種「寬大之氣」。但這幾句話不太容易轉譯成現代的用語,因此,我再舉幾首詩略做詮釋。

    以傳統中國來說,二千多年前,黃河流域的周人,在宴饗賓客之時,會歌頌〈鹿鳴〉之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詩經小雅》)這是效法鹿的精神,因為,鹿若發現豐美的水草,便會高聲呼叫,召朋引伴,分享食物。因此,若能實踐詩中的義理,世界自會遼闊,天地必定寬廣。

其次,傅青主(1606-1684)有一首五絕詩云:「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案:得睹此詩,緣於讀董橋為余英時先生新著中國文化史通釋》所寫的序文),乍看之下,這不過是一名夜間因煩惱而失眠的男子,在床上輾轉反側、空虛寂寞的情景寫照。不過,此詩作者既有文才、武功,又通經籍、醫道,因經歷明清之際的家國之變,出家為道士,曾被捕入獄、拷打,也被強召入京為官,卻始終拒絕與新的異族政權合作。因此,他詩中的一燈、煩惱、懷抱,應該會有更高的層次和隱喻。對他來說,那是個日月無光、天昏地暗的世界,他所煩惱的或許是如何再造一個朗朗乾坤,而唯一的寄望只剩那一盞不寐也不能昧的智慧或良知之燈。那樣的處境,恍如睡夢,既非清醒又非昏迷,雖乏生機卻未死絕,因此,功名利祿、美人醇酒、年壽子孫、家國天下、百姓蒼生、出處進退,如何擇選,都必須仔細思量,卻又無法主宰,也因此,「如何為懷抱」便成最大的困惑。總之,我覺得這首詩所呈顯的並非一個窮苦潦倒之人的小憂愁,而是一個生逢亂世之士的大關懷。

    最後,容我草譯英國詩人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多佛海灘〉(Dover Beach)的片段,以做說明。〈多佛海灘〉雖然是在1867年正式出版,但許多文學史家都相信此詩是阿諾德在1851年就已完成的作品。那一年,他帶著新婚的妻子Frances Lucy多佛海灘度蜜月,詩中似乎是描述他們夜間站在旅館的窗前觀海、聽濤的情景,而在詩的最後一節,詩人似乎是貼在新娘的耳邊輕輕的說道:

Ah, love, let us be tru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orld, which seems
To lie before us like a land of dreams,
So various, so beautiful, so new,
Hath really neither joy, nor love, nor light,
Nor certitude, nor peace, nor help for pain;
And we are here as on a darkling plain
Swept with confused alarms of struggle and flight,
Where ignorant armies clash by night.

啊!吾愛!讓我們彼此真誠相待
橫亙在我們眼前的世界有如夢境
如此繽紛,如此美麗,如此新奇
但是,這個世界,其實
沒有歡樂,沒有情愛,沒有光明
沒有確定,沒有和平,沒有止痛的良方
我們彷彿置身於暗無天日的原野
掙扎與脫逃混音的警笛不斷爭鳴
而無知的士兵在黑夜裡盲目交鋒

我們知道,為了賺較多的錢以便結婚養家,阿諾德在1851年換了一個令他覺得辛苦而煩人的工作,但這畢竟是新婚燕爾、蜜月之旅中的作品,似乎不能解釋為個人的牢騷之作,而是詩人對於一個變動時代的不安,對於新世界潛在的混亂與衝突的警覺。但他仍然有所愛,仍然敢堅定的說:「讓我們彼此真誠相待」。我想,這也是一種「寬大之氣」。

    從這一些詩篇中,讀者大概都可以體會:在你爭我奪的時代,要學習分享;在黑暗與苦惱的時刻,要用智慧與良知燭照;在痛苦與絕望的世界,要彼此真誠對待。我想,這就是詩書可以薰陶出寬大之氣的緣由。

何謂國立大學?



    即使中國廢除科舉制度(1905)已超過一百年,「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念至今似乎仍是各地華人社會的主流價值。即使士大夫階層已經從中國社會消失,中國已建立「工農兵」政權,「文革」期間「反智論」也曾經甚囂塵上,而最近一、二十年來「一切向錢看」的資本主義已從港、澳、台等地登陸,牢牢的在中國社會生了根,富商的政治、社會、文化影響力更是直逼傳統時代的士人,但是,學歷與文憑依舊是各地華人看重與追逐的生命標的,是否讀過大學儼然已成為推斷一個人成敗與高下的主要判準,於是乎,學子爭相想要擠進「名校」或是所謂的一流大學。
    而近幾年來,每年大學的「排名」也因而成為眾所矚目的焦點。無論是美國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英國的《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西班牙的國家研究委員會,還是中國的上海交通大學和台灣的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無論其所作的是綜合性的大學排名還是大學網路排名或學術排名,無論其所評量的是局限於一個地區還是廣及全世界,一旦公布排行榜,總會在大學與媒體之間引發幾天熱烈的討論。而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所謂的「漢字文化圈」所及的中國、韓國、日本、香港、越南、新加坡等地,其大學能夠名列前茅的,幾乎都是「國立」大學,這和美國頂尖的大學(如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都是「私立」者迥異,特別值得一提。
    東亞地區的大學大多成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至二十世紀上半葉之間,而且,都是西力衝擊下的產物。無論是為了富國強兵還是脫亞入歐,無論是喊自強運動還是明治維新,「西化」是當時亞洲各國不得不走的路,淪為殖民地者更是如此,而設立大學就是西化最鮮明的標誌。在此情境之下,大學基本上都是「國家所立」,屬於國家所有,其目的在於培育救亡圖存的社會菁英或是遂行殖民統治的政府官員。因此,在資源、人力、課程的配置上,大多會傾向於科學、醫藥、法政、經貿、語言等實用學科上,與西方傳統大學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相較,風格可謂截然不同。
    無論如何,亞洲的「國立」大學在這百年左右的時間裡的確培養出非常多的人才,充分扮演國家智庫的角色,協助各個地區進行「現代化」,在某些層面甚至已經可以和歐美國家分庭抗禮,頗能符合黃宗羲(1610-1695)《明夷待訪錄》所說的「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的養士之義。然而,黃宗羲對於學校的期待還不只如此,他說,設立「學校」還要「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換句話說,是要培養具有「詩書寬大之氣」和思想獨立自由的「國民」。我想,所謂的一流大學也應該以此為職志,尤其是「國立」大學,必須超越「國家所立」,成為「國所以立」的大學,做為國家立足的根基。

2010年10月28日 星期四

招魂復魄,再現美麗島



1994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我在臺灣雲林一個濱海的村落出生、長大,到了十三歲,才遠離家鄉。其後,便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求學、服兵役和工作。但是,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台北新故鄉」的口號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到台北讀高中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
19956月,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同一年8月,我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由助理研究員升等為副研究員。當我拿到新的聘書之後不久,當時的所長杜正勝先生找我去談話,要我暫時放下純粹的研究工作,接受國立編譯館的委託,去編寫一本國中的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算是回饋長養我的斯土斯民。我有點遲疑,但還是答應了,並且找了政治大學歷史系的彭明輝教授合作,分擔工作和責任。
    19965月,我應法國遠東學院及高等社會科學院之邀,到法國進行三個月的訪問、研究。和我同行的是剛動筆的認識臺灣(社會篇)》的草稿和新婚不久的妻子。抵達巴黎戴高樂機場時,才發現法國外交部竟然派人來接機。那是一位拉丁美洲裔的婦人,專門接待外賓的約聘翻譯。她說她只負責中南美洲的來賓,但當天亞洲部門派不出人來,才由她來代理。在閒談中,我發現她將臺灣(Taiwan)和泰國(Thailand)完全搞混,一直質疑我和妻子的膚色為什麼沒那麼黑。到最後,她才弄清楚,並大聲呼喊:原來你們是來自富有而美麗的「福爾摩沙」(Formosa)。那時,我才警覺,在歐洲一些較早的地理課本和地圖上,臺灣島往往不被標誌為臺灣,而我們的國家,既不叫臺灣,也不被法國政府承認。
那一年,在巴黎,我們住在塞納河畔一棟相當舒適的學人招待所裡。除了必要的拜會活動和研究工作之外,我和妻子每天都流連於河畔、公園、市集、教堂和博物館之間,後來,還到專門的語言學校學法語。可是,我心中始終懸念著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寫作工作,懸念著遙遠的美麗之島(Ilha Formosa)。於是,我又帶著妻子跑到了荷蘭。在當地友人的帶領下,我們到了海牙的荷蘭國家檔案館,翻閱十七世紀荷蘭人在統治臺灣時所留下的文書。我不懂荷蘭文,更看不懂那種手寫的潦草字跡,但在翻閱的過程中,三百多年前的那座島嶼突然在我的腦海裡猛烈的搖晃了起來。後來,我們還到了萊頓大學,看了幾位研究「歐洲擴張史」的學者和他們的藏書,並轉往阿姆斯特丹遊覽。
在阿姆斯特丹,我看到了許多紅色的磚塊所砌成的河堤、橋墩和牆壁。奇妙的是,那種磚,我在普林斯頓看過,也曾在臺灣許多的地方看過。剎那間,我才想起,美東的普林斯頓和臺灣都曾經是荷蘭的殖民地。我從來沒料到,我會在這三個國度看到同樣的歷史痕跡;屬於帝國的,也屬於殖民。往事並不曾如煙消逝。
1996年的秋天,我從歐洲回到了台北,依然帶著我新婚不久的妻子和認識臺灣(社會篇)》的草稿。回來之後,心有點亂,但國立編譯館逼稿甚切,因此,仍然依約在那一年年底交出了初稿。而交稿之後,心更亂了,因為,這不僅僅是一本給國中一年級的少年讀的教科書,還是中華民國教育史上第一本由官方編訂的以臺灣為主體的教科書,而我,一個在「戒嚴時期」曾經被官府「約談」的人,在中國國民黨還遂行其統治的時期,竟然代表了「官方」。這有點諷刺,有點弔詭,有點不知該如何啟齒的味道。


1997年,認識臺灣初稿公佈,各式各樣的爭議隨之而來。身為主筆人之一,面對一些非理性的攻訐,要辯,覺得徒費唇舌;不辯,又怕聲譽受損。最後,杜正勝先生決定自己出馬,替我和彭明輝教授擋下所有的明槍暗箭。我於是養了兩隻烏龜,天天學習忍氣吞聲之道。唯一讓我無法保持沉默的是,有人質疑:臺灣又不是一個國家,怎麼配談「臺灣魂」?那時,我才發現,連要讓子弟和朋友「認識」自己土生土長的這一塊土地都不容易。
那時,臺灣似乎真的沒有魂魄。經過數百年的蹂躪、摧殘、肢解和操弄,這裡的人大多已經失憶、誤記或錯亂。事實上,在編寫認識臺灣(社會篇)》的過程中,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對於臺灣的研究是如此的不足,連要找一些足以顯現臺灣各種風貌的圖片都非常困難。那時候,不僅我們對於臺灣的認識和研究支離破碎,我們對於臺灣的認同和方向也南轅北轍。因此,在全書的最後,我寫道:「『新臺灣』要捏成什麼模樣,就掌握在你我的手中。要成為人間淨土或是罪惡之淵,要蛻變成文明國度或沉淪為鄙陋之邦,我們都是真正的主宰者。任何一尊神明或任何一位英雄都無法決定臺灣未來的命運。任何一位宗教先知、企業鉅子、文化導師、政治領袖也都無法單獨扛起營造『新臺灣』的責任。只有社會中的所有成員,分工合作,一起努力,才能賦予臺灣一幅嶄新而美麗的容貌。
轉眼之間,十年過去了。臺灣變成了什麼樣子了?看來,各種亂象仍在。國家認同依舊不一,外在的武力威嚇不減,生態環境的破壞繼續,社會的不安與痛苦不息。可是,我仍然不絕望,我仍然相信會有許許多多的人和我一樣,面對中國的威脅,不統也不獨,不打也不降。面對臺灣的困境,不離也不棄,不怕也不恨。我們只知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再努力,命再命。至少,從我在2001年加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以來,我看到了無數年長的前輩和年輕的同仁,為了這個計畫無私的奉獻。有人因而犧牲健康,有人因而耗損青春,為的只是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臺灣終將和美麗畫上等號。




200748復活節,寫於南港。

2010年10月26日 星期二

「辛」字考




原來,龜甲與牛骨上的「辛」字
不是黔面的工具
不是罪犯
不是奴隸

是倒立的妾婦與孩童
在未經顛覆的古代
以淚灌地
以腳擎天

原來,燒灼與刻鏤
不是為了占卜未來
是記錄痛苦的當代



一九九八年六月三日寫於南港「薩蠻工作室」

2010年10月25日 星期一

一隻鶴,掉了下來,在我的床頭櫃上,單腳站立,兩翅微張......

那一天,黃曆上說:「日值月破,大凶之日,一切吉事不宜」。臨近午時,我帶著訃聞,從松山火車站搭上了復興號的「對號」快車南下。我的車票沒有座號,無法對號入座,只好隨意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等候被人隨時驅離。車停台北站,自月臺上來一名女子,牛仔褲藍得令人眩暈:恍如無雲的晴空、無波的海洋。她坐在我身邊,車子啟動後,自橄欖綠的皮包裡拿出一本書來,有意或無意地洩露書的名字給我看,卻不知我受損的視力根本無法窺視。直到板橋,我起身準備下車,匆促間撞落她的書,俯身替她拾起時,才看清封面上有著「千羽鶴」三個大字。我急急道歉、離去、奔赴好友的父親火焚前的公祭。

吉時在午,我並未遲到。年過三十,白帖子的數量漸漸追平了紅帖子,我有豐富的經驗;婚禮可以重複再三,死人的告別式則只有一次,我絕不遲到。在趕場的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一一退場之後,我走到靈前,行禮如儀,和好友握手、告別。出門前,轉動三鞠躬後的脖子,突然看見有上百隻的鶴,在殯儀館大廳的天花板上,以同一種姿勢飛翔。

那一天,傍晚時分,我回到研究室,南港的雨淋濕了我插在大衣口袋的晚報邊角。「證券行情表」上的頭條是「晴空萬里,把握多頭機會,大家樂」。翻開太史公的《史記》,那裡頭只有〈貨殖列傳〉,沒有「行情表」,歷史不知道在教訓什麼。

我打開電腦,準備用英文寫我的博士論文。我的論文關乎北亞草原的薩滿信仰以及中國江南的巫祝活動;關乎天堂、人間、與地獄的三界流轉;關乎一個動亂的時代、一群忘名的人、一些被鄙棄的儀式和傳說。他們說,這樣的主題用中文來寫是「邊陲」,用英文來寫則是「主流」。於是,我打開電腦,準備用新購的文書軟體 Word for Windows 來寫我的博士論文。於是我先啟動英文版的Windows 以營造所謂的「視窗環境」。慢慢的,視窗的背景圖案,出現了一隻隻排列整齊的鶴,展翅於14吋的彩色螢幕上。我受損的視力毫無防備,無法阻止牠們的入侵。

而我的女友,也是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突然拉住了我,要我去找講授「希臘羅馬史」的劉教授,要他加開一門「拉丁文」,只讓我們二人選修,其他同學,尤其是女同學,一概不准旁聽。我辭鋒犀利、淘淘不絕地抗拒她「無理」的要求,於是,她將右手的五指捏成鶴嘴,向我啄來......

那一晚,在碧潭,我們在月光下輕輕划動著小船,談著藝術、談著宗教。一隻不知名的水鳥突然掠過我們的頭頂,向岸上直飛而去。我們同時屏息,轉頭看著那鳥迅捷地沒入只有些許微光的夜。我正揣測著那鳥究竟是返家、抑或是離家的剎那,她問:「我們相識得那麼早,為什麼會相愛得這麼遲?」那時,我們已畢業五年,各自都經歷過一些情場上的創痛與滄桑,對人世已有著糾結複雜的情愫。好不容易,兩人有了相憐相愛之心,卻僅數月相聚,又要各分西東。其中淒楚,真不是一句「正歡娛,便分鴛侶」足以表述。那一晚,我想我懂得她心中的憾恨,只不懂伊為何要飄洋過海去求取學位,和古代男子一樣,去爭逐現代的「功名」。我只能在潭心,靜靜聽她吟唱柳永的「雨霖鈴」。

我依稀記得那時是19878月,伊赴美前夕。二年之後,她身心俱瘁地拿了個碩士學位回來,換我單槍匹馬去美洲大陸「覓封侯」。多年下來,大半的歲月,二人總是隔著太平洋,相思相念,孤鶴舞庭。

而一個滿頭鶴髮的老人,揮動著竹杖,厲聲向我喝問:「鶴的象徵意義是什麼?離別嗎?死亡嗎?不朽嗎?」

  我們的爭辯是在巴黎。

那一年夏天,我在美國東岸苦苦的學習法文,通過閱讀能力的測驗之後,滿懷著信心,買了張機票直飛歐洲。主要目的是到巴黎看伯希和帶回法國的敦煌卷子中的「占夢書」。那時,我正計畫要寫一篇關乎「六朝的夢與道教」之類的論文。然則,一到了巴黎,從電話中得知在台灣的女友住進了醫院,卻不由亂了分寸。雖說那時兩人已是半分手狀態,但彼此相憐相愛的那份情卻恆定如初。病中,我知道她會樂於見到我,可是,一回台灣,我怕我再也沒有勇氣離開那島、和島上我愛及愛我的人。我怕自己見到她不扶即傾的孱弱模樣之後,所有闖蕩天涯、壯闊胸襟、歷鍊識見的雄心將會萎頓不起。雖說終身蝸居、老死於這小島,也未嘗不能成就一番事業,但是,一艘遠航的船又怎能在海的中央硬是折返呢?懷抱著矛盾、紛亂的心緒,失了魂似的,在巴黎市區迷離地幌盪了一個星期。看了看拿破崙的陵寢、羅浮宮、龐畢度、畢卡索及羅丹的美術館之外,我鎮日沿著香榭大道及塞納河畔行走,漫無目的、渾然無覺於周遭的景物。一個個擦身而過的巴黎市民或是旅客,真只是「路人」,一點也挑引不起我的任何興趣。除了購物時的「交易」語言之外,我整整一個星期不曾和人交談。直到我的一位法國老師在外地度完假、返回巴黎之後,我才結束孤寂的漫走活動。

他帶著我到巴黎近郊的山區,拜訪一位退休、隱居的法國漢學家。

那位老先生的專長是中國的六朝文學,當時正退居山中,專注於陶潛詩的法譯工作,言談間頗以陶淵明自況,頻頻吟詠陶詩以明其志業。席間,我們聆聽他交待自己如何自學術殿堂的祭酒蛻變成山林中的閒雲野鶴,我們也談論六朝詩人如何以「江上別鶴」營塑友朋之間契闊別離的情境。而我們共同的困惑則是:何以在六朝志怪中,接引亡魂或迎接仙人的同為鶴鳥?我們不知:在六朝人的心靈中,「鶴」的出現,究竟象徵著死亡的來臨?或是不朽的開端?末了,我們起身去看他親手墾闢的果林、園圃。在一畦韭菜花前,他得意的說是他遊學台灣時帶回的種子。附帶地,他還月旦了一番台灣學界的種種,並對美國漢學家一一予以品評嘲諷。故而,當他扶杖立於門前送客時,我不經意地說他不是採菊的陶潛,而是鍛鐵的嵇康。因為,嵇康雖然身在山林,卻心在廟堂。這話雖然沒有貶意,但一想到嵇康慘遭殺害的橫死下場,便不覺失言。那位老先生早年曾專研「竹林七賢」,想必知道嵇康慘壯的命運。而我為逞口舌之鋒的這一箭,想必刺傷了他的心。返回巴黎的途中,我一路悔恨自己的孟浪,並誓:慎勿以言語傷人。

那一年,是1991

我轉身向一條河中望去,只見千百隻的紙鶴自上游漂流而來。我隨手撈起一隻,只見鶴頂上有斗大、血紅的一個「訃」字,那上頭有我業師的死訊......

  不!不是我業師的訃聞!

去年我還在美國時,他曾有一信提及一月之內連喪高堂老母和授業恩師的悲慟。信末,他自我安慰說:都是年過八十的老人,都以壽終,算是「喜喪」。然則,我記得,他常常因未能親奉老母,又不能像古代士子以科舉顯赫家門,而頗為自責。對他的恩師,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則是:沒有接下他老師研究「北亞文化史」的棒子,以致師說無人繼述、學脈終將斷結。

也許是為了彌補他心裡的缺憾吧!去年季夏,拜墓之後,我的業師決心遠赴倫敦,和那裡及北歐的一些專家,進行一項關乎歐亞北部草原文化與考古遺物的研究計劃。前幾天,我收到了他一封寄自「布達佩斯」的信,提及了他在歐洲大陸的旅行和研究,也提及他對台北一些朋友的掛念。

「布達佩斯」不僅是匈牙利的首都,而且還關乎一種煙草。

1991年夏天,我們的一位朋友在德國的海德堡進行「韋伯全集」的中譯計畫。我自美國東岸前去看他,臨行前,想起他和他夫人各自嘴含煙斗、一起吞雲吐霧時的那種渾融和親密,便到店裡買了包煙草,當做隨手的禮物。到了海德堡,一拆封,才發現那煙草的名字叫做「布達佩斯車站」。

那位朋友,年少時放蕩不羈,豪氣干雲,頗有一番抱負。可惜的是,學究圈裡終究容不下才子的名士風流。十年下來,種種的險惡遭逢,挫鈍了他的銳氣、剝蝕了他的英勇壯志。所幸,他仍能執著於自己的所愛,回到了台北,洗盡鉛華,和夫人埋首於西洋學術著作的譯介工作,為異文化之間的溝通搭造橋樑。然而,每一次,聽他酒後粗豪的笑聲,卻仍令人有些不忍。也許,這真是個崇仰「明星」、而唾棄「英雄」的時代吧!我的業師和他相交已近二十載,視他如手足,一直盼他走一條大家所遵循的「正路」。這些年來,在給我的信中,已無數次提到他對這位朋友的掛念,即使遠在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也關乎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關乎憑靈降神、擊鼓歌舞的中國巫覡與薩滿信仰。而在布達佩斯,曾有那麼一位叫做「狄歐士獵奇」的學者,為了探索匈牙利民俗信仰的根源,以他的後半生行走於歐亞草原之間,竭盡所能的在各個檔案館、博物館,拍攝、抄寫他所能看到的「薩滿」資料,並且走入蠻荒,親炙西伯利亞的活薩滿,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運回他的母國的首都「布達佩斯」。在那兒,他不僅建立了東歐最重要的「薩滿研究」的資料中心,而且還以其著述和學術領導能力,帶動了歐陸研究「薩滿信仰」的風潮。在他死後,學者們為了追悼這位偉大的領航者,便於19819月,在布達佩斯舉行了一次「歐亞地區的薩滿信仰」的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出版了記念論文集。原本,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活過。要不是我的情人及我的業師都希望我到美國唸個博士學位,要不是我選擇了這樣一個關乎「薩滿信仰」的論文題目,在千千萬萬的當代人物中,我不會知道:在布達佩斯,有這麼一個人,曾以他的後半生,墾拓這一個雖是豐沃卻又迷離的研究領域。在這個年代,學者鮮少是英雄或是眾所矚目的明星。

那鶴,展翅了,長長的一聲唳叫之後,翔入一幅畫中,棲息在一棵老松的枝椏間,悠然向我睇視......

那幅畫,其實是湘繡的松鶴圖,是業師去年夏天到湖南長沙參加「馬王堆漢墓」的學術會議之後,帶回來送我的禮物。那場會議,原本,我是該去的。自1970年代初期陸續出土之後,馬王堆漢墓裡的屍體、棺槨、書籍,以及各式各樣旳隨葬品,已逐漸成為國際學者共同注目的焦點。而其中,始終深深吸引著我的則是那一幅覆在棺蓋上的「T形帛畫」。有人說那是引魂的銘旌或幡旗,也有人說那是描繪墓主上天情景的「升仙圖」。而無論描繪的是登仙不朽、抑或是魂離魄散,那畫的頂端也有著一對翔鶴,姿勢一如板橋殯儀館天花板上的那一群。總之,那是一種接引的姿勢。而我終究沒能到馬王堆一睹那幅畫作的原件,因為,我怕踏上自己文化的原鄉之後,那片大陸的現況會令我對漢文化失去原有的敬意和信心。

然而,那幅畫卻始終在我心頭招展、呼喊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我在美國唸書時的指導教授曾以此為題,用英文發表了一篇討論馬王堆「T形帛畫」的論文。做為一個長居異域,卻又以研究中國文化為業的學者,不知他選擇這樣的一個題目時,心中是否別有所感?還記得,自美返台前夕,他為我餞行,末了,在他的書房中,見他揮毫,以朱子的論學詩:「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相贈,問他詩義如何。他卻只笑笑說:多少年來,「故鄉」二字不時縈繞心頭,常常不由自主落筆寫出,別無深義。返台之後,裱了那幅字,掛在案頭的牆上,不時省思,只覺得其中有著多重的奧秘。也許,詩就是詩,只能以意會而不能以言詮。而人心之間的交通,倘若彼此欠缺「同情的理解」,空以言談文字自我剖陳,又有何用?我想,我漸漸能體會他不為我講解詩義的道理了。我也漸漸能明白他何以不贊同我以「夢」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也許,不弄清楚醒覺的世界,我們永遠也無法真正進入夢的世界,而解夢的鑰匙唯有在清醒的人世裡才能尋獲。

我睜開雙眼,只見那鶴在湘繡的畫裡沈思,而松樹的枝椏彷彿因為風過而有了一點起伏、一點動盪。


後記:本文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組首獎( 1993 )。

2010年10月23日 星期六

要牢牢的擁抱成長的地方

   


    每一次看到榕樹,我都會想起小時候那一段打架的日子。
    當時,我們村莊的正中央有一棵大榕樹,將村子分隔成庄北和庄南。榕樹下是玩耍的好地方,也是南北庄的孩子必爭的地盤,我們有時在那裡單打或群鬥。
那時候,我擁有的武器包括陀螺數顆、彈弓一支、鐵鎚一支、銹蝕的武士刀一把。身上因戰鬥而負傷的標記則包括嘴唇上的裂痕、眼皮被削去一角,和右手肘上的傷疤。事實上,手上到現在都還有一小片不曾取出的碎竹片,那是被北庄的一個「敵人」拿竹劍刺傷的殘留物,當年曾兩度開刀,共縫了三針,但仍未能清理乾淨。
      對於那一段好勇鬥狠的日子,我並不懷念,卻也不敢遺忘。尤其是打架之後,不管輸贏,不管身上是否帶傷,只要被母親知道,總會再挨一次打,這樣的教訓,我不能忘記。

記憶.木麻黃







    我的老家在雲林台西,俗稱「海口」。每年冬天,季風一起,帶著鹽分和砂粒的海風就會向內陸吹襲,任何嬌嫰、柔脆或衰弱的生命,無論是動物還是植物,都禁不起它連續兩三個月的摧殘。為了保護田園作物,日本殖民政府統治期間(1895-1945),先民在濱海地帶、道路兩旁和田埂之間種植了不少的木麻黃。數十年之後,木麻黃所築成的防風林也蔚為當地極為亮眼的景觀,連我老家的後院也有幾棵,而其中一棵,就緊鄰著我臥房的窗戶。無論是晴是雨,有風無風,在我生命的最初階段(1960-1972),一直有那麼一棵木麻黃讓我依傍著。
  1972年,家族分家,父親帶著我們全家搬離了那個村落。分到祖厝的堂哥後來將老屋改建為樓房,院落成為水泥地,木麻黃也不見了。即連海口一帶的防風林,也因經濟「發展」、交通「發達」而不斷被砍伐。隨著年紀增長,近些年來,每一次返鄉,都覺得不僅童年離我愈來愈遠,連最初始的那種安定、可靠和溫暖的記憶也逐漸變淡變黃,對故鄉和田野的眷戀和情意也開始麻木。窗外的木麻黃似乎永遠消逝了。
沒想到,2007年夏天,我因被借調到國立中興大學服務,和妻從台北搬遷到台中之後,在暫居的學人宿舍之外,竟然發現一棵五、六層樓高的木麻黃。由於樹屋之間相隔還有三、四十公尺,再加上工作忙碌,一開始我並未特別留意到它的存在。直到一年之後,2008年7月28日,由於鳳凰颱風來襲,和妻被困在五樓的宿舍,兩人烹茶、聊天之際,我突然看到窗外那一棵風雨中的木麻黃。那飄搖不定的姿影,瞬間將我的思緒帶回童年時期老家的後院。麻雀的啁啾、豬圈爭食的嘈嘈和枝葉輕拂屋瓦的沙沙聲,一下子又在耳邊響起。而我不斷漂流的歷史,從台西到北港(1972);從北港到嘉義(1972-1975)、到台北(1975-1982);從台北到高雄(1982-1984)、再回台北(1984-1989);從台北到美國和歐洲(1989-1992)、再回台北(1992-1994)、再赴美國(1994)、再回台北(1994)……,也再度快速的重播。
    將近半世紀的歲月,為了求知、訪友、工作,總是不斷進出本國和異邦的海關,在不同的城鎮、國度、人群、場域和載具之間移動。年近半百,自己和妻的歸宿仍然未定,想來也不知是可悲還是可喜。或許,所有生命都像窗外的木麻黃那樣,雖是任人栽任人伐,任風擺弄,但唯有強悍和韌性足夠者才能挺立,才能讓人留下鮮明的記憶,才值得典藏。            

2009年1月11日寫于台中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