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鶴，掉了下來，在我的床頭櫃上，單腳站立，兩翅微張......
那一天，黃曆上說：「日值月破，大凶之日，一切吉事不宜」。臨近午時，我帶著訃聞，從松山火車站搭上了復興號的「對號」快車南下。我的車票沒有座號，無法對號入座，只好隨意在一個靠窗的位子坐下，等候被人隨時驅離。車停台北站，自月臺上來一名女子，牛仔褲藍得令人眩暈：恍如無雲的晴空、無波的海洋。她坐在我身邊，車子啟動後，自橄欖綠的皮包裡拿出一本書來，有意或無意地洩露書的名字給我看，卻不知我受損的視力根本無法窺視。直到板橋，我起身準備下車，匆促間撞落她的書，俯身替她拾起時，才看清封面上有著「千羽鶴」三個大字。我急急道歉、離去、奔赴好友的父親火焚前的公祭。
吉時在午，我並未遲到。年過三十，白帖子的數量漸漸追平了紅帖子，我有豐富的經驗；婚禮可以重複再三，死人的告別式則只有一次，我絕不遲到。在趕場的立法委員、省議員、縣議員一一退場之後，我走到靈前，行禮如儀，和好友握手、告別。出門前，轉動三鞠躬後的脖子，突然看見有上百隻的鶴，在殯儀館大廳的天花板上，以同一種姿勢飛翔。
那一天，傍晚時分，我回到研究室，南港的雨淋濕了我插在大衣口袋的晚報邊角。「證券行情表」上的頭條是「晴空萬里，把握多頭機會，大家樂」。翻開太史公的《史記》，那裡頭只有〈貨殖列傳〉，沒有「行情表」，歷史不知道在教訓什麼。
我打開電腦，準備用英文寫我的博士論文。我的論文關乎北亞草原的薩滿信仰以及中國江南的巫祝活動；關乎天堂、人間、與地獄的三界流轉；關乎一個動亂的時代、一群忘名的人、一些被鄙棄的儀式和傳說。他們說，這樣的主題用中文來寫是「邊陲」，用英文來寫則是「主流」。於是，我打開電腦，準備用新購的文書軟體 Word for Windows 來寫我的博士論文。於是我先啟動英文版的Windows 以營造所謂的「視窗環境」。慢慢的，視窗的背景圖案，出現了一隻隻排列整齊的鶴，展翅於14吋的彩色螢幕上。我受損的視力毫無防備，無法阻止牠們的入侵。
而我的女友，也是我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突然拉住了我，要我去找講授「希臘羅馬史」的劉教授，要他加開一門「拉丁文」，只讓我們二人選修，其他同學，尤其是女同學，一概不准旁聽。我辭鋒犀利、淘淘不絕地抗拒她「無理」的要求，於是，她將右手的五指捏成鶴嘴，向我啄來......
那一晚，在碧潭，我們在月光下輕輕划動著小船，談著藝術、談著宗教。一隻不知名的水鳥突然掠過我們的頭頂，向岸上直飛而去。我們同時屏息，轉頭看著那鳥迅捷地沒入只有些許微光的夜。我正揣測著那鳥究竟是返家、抑或是離家的剎那，她問：「我們相識得那麼早，為什麼會相愛得這麼遲？」那時，我們已畢業五年，各自都經歷過一些情場上的創痛與滄桑，對人世已有著糾結複雜的情愫。好不容易，兩人有了相憐相愛之心，卻僅數月相聚，又要各分西東。其中淒楚，真不是一句「正歡娛，便分鴛侶」足以表述。那一晚，我想我懂得她心中的憾恨，只不懂伊為何要飄洋過海去求取學位，和古代男子一樣，去爭逐現代的「功名」。我只能在潭心，靜靜聽她吟唱柳永的「雨霖鈴」。
我依稀記得那時是1987年8月，伊赴美前夕。二年之後，她身心俱瘁地拿了個碩士學位回來，換我單槍匹馬去美洲大陸「覓封侯」。多年下來，大半的歲月，二人總是隔著太平洋，相思相念，孤鶴舞庭。
而一個滿頭鶴髮的老人，揮動著竹杖，厲聲向我喝問：「鶴的象徵意義是什麼？離別嗎？死亡嗎？不朽嗎？」
我們的爭辯是在巴黎。
那一年夏天，我在美國東岸苦苦的學習法文，通過閱讀能力的測驗之後，滿懷著信心，買了張機票直飛歐洲。主要目的是到巴黎看伯希和帶回法國的敦煌卷子中的「占夢書」。那時，我正計畫要寫一篇關乎「六朝的夢與道教」之類的論文。然則，一到了巴黎，從電話中得知在台灣的女友住進了醫院，卻不由亂了分寸。雖說那時兩人已是半分手狀態，但彼此相憐相愛的那份情卻恆定如初。病中，我知道她會樂於見到我，可是，一回台灣，我怕我再也沒有勇氣離開那島、和島上我愛及愛我的人。我怕自己見到她不扶即傾的孱弱模樣之後，所有闖蕩天涯、壯闊胸襟、歷鍊識見的雄心將會萎頓不起。雖說終身蝸居、老死於這小島，也未嘗不能成就一番事業，但是，一艘遠航的船又怎能在海的中央硬是折返呢？懷抱著矛盾、紛亂的心緒，失了魂似的，在巴黎市區迷離地幌盪了一個星期。看了看拿破崙的陵寢、羅浮宮、龐畢度、畢卡索及羅丹的美術館之外，我鎮日沿著香榭大道及塞納河畔行走，漫無目的、渾然無覺於周遭的景物。一個個擦身而過的巴黎市民或是旅客，真只是「路人」，一點也挑引不起我的任何興趣。除了購物時的「交易」語言之外，我整整一個星期不曾和人交談。直到我的一位法國老師在外地度完假、返回巴黎之後，我才結束孤寂的漫走活動。
他帶著我到巴黎近郊的山區，拜訪一位退休、隱居的法國漢學家。
那位老先生的專長是中國的六朝文學，當時正退居山中，專注於陶潛詩的法譯工作，言談間頗以陶淵明自況，頻頻吟詠陶詩以明其志業。席間，我們聆聽他交待自己如何自學術殿堂的祭酒蛻變成山林中的閒雲野鶴，我們也談論六朝詩人如何以「江上別鶴」營塑友朋之間契闊別離的情境。而我們共同的困惑則是：何以在六朝志怪中，接引亡魂或迎接仙人的同為鶴鳥？我們不知：在六朝人的心靈中，「鶴」的出現，究竟象徵著死亡的來臨？或是不朽的開端？末了，我們起身去看他親手墾闢的果林、園圃。在一畦韭菜花前，他得意的說是他遊學台灣時帶回的種子。附帶地，他還月旦了一番台灣學界的種種，並對美國漢學家一一予以品評嘲諷。故而，當他扶杖立於門前送客時，我不經意地說他不是採菊的陶潛，而是鍛鐵的嵇康。因為，嵇康雖然身在山林，卻心在廟堂。這話雖然沒有貶意，但一想到嵇康慘遭殺害的橫死下場，便不覺失言。那位老先生早年曾專研「竹林七賢」，想必知道嵇康慘壯的命運。而我為逞口舌之鋒的這一箭，想必刺傷了他的心。返回巴黎的途中，我一路悔恨自己的孟浪，並誓：慎勿以言語傷人。
那一年，是1991。
我轉身向一條河中望去，只見千百隻的紙鶴自上游漂流而來。我隨手撈起一隻，只見鶴頂上有斗大、血紅的一個「訃」字，那上頭有我業師的死訊......
不！不是我業師的訃聞！
去年我還在美國時，他曾有一信提及一月之內連喪高堂老母和授業恩師的悲慟。信末，他自我安慰說：都是年過八十的老人，都以壽終，算是「喜喪」。然則，我記得，他常常因未能親奉老母，又不能像古代士子以科舉顯赫家門，而頗為自責。對他的恩師，他一直耿耿於懷的則是：沒有接下他老師研究「北亞文化史」的棒子，以致師說無人繼述、學脈終將斷結。
也許是為了彌補他心裡的缺憾吧！去年季夏，拜墓之後，我的業師決心遠赴倫敦，和那裡及北歐的一些專家，進行一項關乎歐亞北部草原文化與考古遺物的研究計劃。前幾天，我收到了他一封寄自「布達佩斯」的信，提及了他在歐洲大陸的旅行和研究，也提及他對台北一些朋友的掛念。
「布達佩斯」不僅是匈牙利的首都，而且還關乎一種煙草。
1991年夏天，我們的一位朋友在德國的海德堡進行「韋伯全集」的中譯計畫。我自美國東岸前去看他，臨行前，想起他和他夫人各自嘴含煙斗、一起吞雲吐霧時的那種渾融和親密，便到店裡買了包煙草，當做隨手的禮物。到了海德堡，一拆封，才發現那煙草的名字叫做「布達佩斯車站」。
那位朋友，年少時放蕩不羈，豪氣干雲，頗有一番抱負。可惜的是，學究圈裡終究容不下才子的名士風流。十年下來，種種的險惡遭逢，挫鈍了他的銳氣、剝蝕了他的英勇壯志。所幸，他仍能執著於自己的所愛，回到了台北，洗盡鉛華，和夫人埋首於西洋學術著作的譯介工作，為異文化之間的溝通搭造橋樑。然而，每一次，聽他酒後粗豪的笑聲，卻仍令人有些不忍。也許，這真是個崇仰「明星」、而唾棄「英雄」的時代吧！我的業師和他相交已近二十載，視他如手足，一直盼他走一條大家所遵循的「正路」。這些年來，在給我的信中，已無數次提到他對這位朋友的掛念，即使遠在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也關乎我的博士論文。
我的博士論文關乎憑靈降神、擊鼓歌舞的中國巫覡與薩滿信仰。而在布達佩斯，曾有那麼一位叫做「狄歐士獵奇」的學者，為了探索匈牙利民俗信仰的根源，以他的後半生行走於歐亞草原之間，竭盡所能的在各個檔案館、博物館，拍攝、抄寫他所能看到的「薩滿」資料，並且走入蠻荒，親炙西伯利亞的活薩滿，然後，把所有的資料運回他的母國的首都「布達佩斯」。在那兒，他不僅建立了東歐最重要的「薩滿研究」的資料中心，而且還以其著述和學術領導能力，帶動了歐陸研究「薩滿信仰」的風潮。在他死後，學者們為了追悼這位偉大的領航者，便於1981年9月，在布達佩斯舉行了一次「歐亞地區的薩滿信仰」的國際研討會，會後並出版了記念論文集。原本，我可能一輩子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活過。要不是我的情人及我的業師都希望我到美國唸個博士學位，要不是我選擇了這樣一個關乎「薩滿信仰」的論文題目，在千千萬萬的當代人物中，我不會知道：在布達佩斯，有這麼一個人，曾以他的後半生，墾拓這一個雖是豐沃卻又迷離的研究領域。在這個年代，學者鮮少是英雄或是眾所矚目的明星。
那鶴，展翅了，長長的一聲唳叫之後，翔入一幅畫中，棲息在一棵老松的枝椏間，悠然向我睇視......
那幅畫，其實是湘繡的松鶴圖，是業師去年夏天到湖南長沙參加「馬王堆漢墓」的學術會議之後，帶回來送我的禮物。那場會議，原本，我是該去的。自1970年代初期陸續出土之後，馬王堆漢墓裡的屍體、棺槨、書籍，以及各式各樣旳隨葬品，已逐漸成為國際學者共同注目的焦點。而其中，始終深深吸引著我的則是那一幅覆在棺蓋上的「T形帛畫」。有人說那是引魂的銘旌或幡旗，也有人說那是描繪墓主上天情景的「升仙圖」。而無論描繪的是登仙不朽、抑或是魂離魄散，那畫的頂端也有著一對翔鶴，姿勢一如板橋殯儀館天花板上的那一群。總之，那是一種接引的姿勢。而我終究沒能到馬王堆一睹那幅畫作的原件，因為，我怕踏上自己文化的原鄉之後，那片大陸的現況會令我對漢文化失去原有的敬意和信心。
然而，那幅畫卻始終在我心頭招展、呼喊著：魂兮歸來。
「魂兮歸來」！我在美國唸書時的指導教授曾以此為題，用英文發表了一篇討論馬王堆「T形帛畫」的論文。做為一個長居異域，卻又以研究中國文化為業的學者，不知他選擇這樣的一個題目時，心中是否別有所感？還記得，自美返台前夕，他為我餞行，末了，在他的書房中，見他揮毫，以朱子的論學詩：「古鏡重磨要古方，眼明偏與日爭光，明明直照吾家路，莫指并州作故鄉」相贈，問他詩義如何。他卻只笑笑說：多少年來，「故鄉」二字不時縈繞心頭，常常不由自主落筆寫出，別無深義。返台之後，裱了那幅字，掛在案頭的牆上，不時省思，只覺得其中有著多重的奧秘。也許，詩就是詩，只能以意會而不能以言詮。而人心之間的交通，倘若彼此欠缺「同情的理解」，空以言談文字自我剖陳，又有何用？我想，我漸漸能體會他不為我講解詩義的道理了。我也漸漸能明白他何以不贊同我以「夢」作為博士論文的主題。也許，不弄清楚醒覺的世界，我們永遠也無法真正進入夢的世界，而解夢的鑰匙唯有在清醒的人世裡才能尋獲。
我睜開雙眼，只見那鶴在湘繡的畫裡沈思，而松樹的枝椏彷彿因為風過而有了一點起伏、一點動盪。
後記：本文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組首獎（ 1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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