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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0日 星期六

照相與造像:舉辦「再現美麗島—2007年數位島嶼攝影比賽」有感

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張照片,左侧是我姪女,右後方是我姪兒,大約攝於1966年冬天。

1966年,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生平第一次被人照相。那是在台北工作的大堂姐回娘家時的傑作,我至今都還保留著其中一張照片。那應該是她第一次擁有照相機,因為,那一天她替全家大小拍照時的興奮模樣,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清清楚楚。而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奇妙的初體驗。有點好奇,又有點害怕;有點懂,又有點不懂。因為,在那個年代,在我生活的小村莊裡(雲林縣台西鄉五港村瓦厝),還沒有電視、冰箱和洗衣機,沒有電話、汽車和報紙,也沒有電鍋、馬桶和唱片。貧窮與閉塞讓我遲遲無法接觸眾多現代文明的產物,因此,面對照相機的鏡頭,我所顯露的竟然不是兒童天真而燦然的笑容,而是一片茫然和木訥,像極了十九世紀西方人類學家鏡頭下的非洲土著和台灣住民。
1972年,我們搬離了瓦厝的老家,搬到二十多公里外,較為熱鬧的北港小鎮。同一年,我考上了在嘉義市的輔仁中學,似乎一腳踏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一年秋天,剛開學不久,大表哥送給了我一台雙眼的YASHIKA照相機,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觸摸到「快門」。大表哥是我們家族中的第一個大學生,也是家族成員中唯一不是爲了「討生活」才到台北的。不過,他很快就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我還記得是在「世紀大飯店」做服務生,專門接待日本訪客,收入相當不錯,也才買得起照相機送我。當我初中畢業時,他又送我一支西華的鋼筆,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幾乎比鋤頭還重的筆。我會到台北考高中聯考,也是出自他的安排。假如不是他,假如我當年留在中南部,我或許不會成為一個「台北人」,或許會走出一條很不一樣的路。
大表哥送我的照相機和鋼筆,是我學生生涯中最珍貴的資產。一直到我從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畢業為止(1987年),它們始終是我探索世界、記錄生活和抒發情感的利器。不過,鋼筆畢竟還是用得比照相機多,因為,我始終沒有充裕的金錢能隨心所欲的買底片和沖洗相片。而且,我在台灣大學所受的歷史學訓練,在史料的價值和可信度方面,一直強調文字優於圖像;在時代與空間的選擇方面,始終重古輕今、中國先於台灣。因此,在我的學習和研究生活中,照相機幾乎不曾扮演任何角色。
1994年,我的人生和研究工作有了重大的變化。那一年,我拿到普林斯頓(Princeton)大學的博士學位,從美國歸來。同一年,「美麗島事件」時的辯護律師陳水扁先生競選台北市長,喊出「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帶給我無比的震撼。在那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是雲林人,故鄉在海口。但是,「台北新故鄉」的口號卻讓我警覺,自己從十六歲那年(1975年)到台北之後,便很少離開這一座城市。我不得不承認自己其實已經成為「台北人」。於是,我決定開始探索自己腳下的這一塊土地,從古代與中古中國轉向近代與現代的台灣。
1995年,我出版了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一書,算是對於這塊土地的踏查報告,也是我和先民對話的紀錄。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充分的體會到,有許多的「歷史」不曾見於文獻,也有許多的「歷史」不容易用文字書寫。因為,我喜歡追究尋常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婚喪喜慶和喜怒哀樂;我喜歡探索芸芸眾生的夢想、「迷信」、「罪惡」和身體。我偏愛生活的歷史、習俗的歷史、身體的歷史和群眾的歷史。而這一些都不為傳統的文人和史家所關切,也不是舊有的文獻考證和文本分析所能掌握。因此,我逐漸從書齋走向田野,逐漸放下鋼筆,拿起照相機和錄影機。
而從2001年開始,又有了新的契機。在這一年,我加入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工作團隊,開始體認到「數位化」在文明轉型過程中的重要性,以及在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方面的極大潛能。我也開始使用「數位照相機」和「數位錄影機」,並且逐漸將自己的老照片和影音資料數位化,希望能結合各種媒材的資料,逐步「典藏」自己的生命歷史。
然而,典藏絕對不只是為了保存,也不只是為了便於追憶。就像「照相」,絕對不只是為了「寫真」,也不只是為了便於「存檔」,而是「照相者」對於特定的人、事、時、地、物的一種觀察和關懷,也是對於「當下」的一種有意識的「再現」,一種形象的塑造。
因此,我希望能利用參與推動「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機會,公開徵求同志,一起利用數位技術,恆久的典藏臺灣珍貴的文化遺產、璀璨的自然景觀和多樣的生物世界,再現這座「美麗之島」的風采,以及人民生活的點點滴滴,讓臺灣在數位的網路世界湧現,一如鯨魚從苦海飛騰,如蓮花從煉獄升起。
   
2007420,穀雨,寫於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