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人文學」的誕生

這是個「數位時代」（Digital Era）！開啟這個時代的，或許是1942年誕生的第一部電子電腦ABC電腦（Atanasoff–Berry Computer）；或許是1946年成功展示的第一部通用型的巨型電腦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電子數值積分計算器）；或許是1967年國際線上圖書館電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 OCLC）和線上聯合目錄World Cat 的建立；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的出現；或許是1968年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的出現；或許是1978年微軟股份有限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成立；或許是1981年8月12日IBM 5150個人電腦的誕生；或許是1983年1月1日TCP/IP協定所奠立的網際網路基石；或許是1984年1月24日首台Macintosh電腦所啟動的蘋果（Apple）風潮；或許是1986年IBM的首部筆記本電腦PC Convertible；或許是1999年Google搜索引擎的啟動；或許是2004年2月4日上線的臉書（Facebook）；或許是2005年YouTube所宣示的「廣播你自己」（Broadcast Yourself）；或許是2007年首支iPhone問世所帶動的「移動」（mobile）通訊與運算模式；或許是2011年美國市場的電子書銷售量正式超越實體書的記錄；或許是最近風起雲湧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貓仰望著雲端」預示了World Cat的未來！

 

這個時代，看起來似乎是由少數的天才或英雄人物所開創的。已經往生的賈伯斯（Steven Paul Jobs，1955年2月24日－2011年10月5日）是一則不折不扣的蘋果「傳奇」（legend），還在世的微軟的比爾．蓋茲（William Henry "Bill" Gates III，1955年10月28日－）、臉書的馬克．祖克柏（Mark Elliot Zuckerberg，1984年5月14日－）也已經是小說和電影中的人物。而且，少數的跨國公司，不僅壟斷了絕大多數的數位技術和專利，積聚了驚人的財富和人力，也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甚至影響到我們的身體、行為、思想和靈魂。但是，如果沒有數以億計的「使用者」（user）心甘情願的臣服，赤誠熱情的追隨，這樣的時代也不會來，至少，不會這樣的「火」。因此，這一段不到百年的歷程，我們可以稱之為「數位革命」。

 

「賽鴿不比賽」；讀書人不讀書！

 

這一場革命，也許尚未成功，但已勝券在握。因此，也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地步了，而這正是發展「數位人文學」（Study in Digital Humanities）的重要契機。

「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原本只是個冷僻的詞彙，但近些年來已逐漸在學術圈中流行開來，尤其是與「數位典藏」、「數位學習」、「資訊社會學」相關的學者，更是朗朗上口。英、美、日等國更是紛紛創設以「數位人文」為名的研究中心、實驗室、科系、刊物、研究計畫，跨國性的「數位人文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也在2005年正式成立。而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則從2009年起每年都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打算從2013年起開始徵求以「數位人文」為主題的跨學門整合型計畫。這意味著「數位人文」已不僅僅只是一個詞彙或議題，而是逐漸成為一個誇學科的研究「領域」（area），甚至可能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學科」（discipline）。這將會是一門探索「數位科技」與「人文學」交會的學問；一方面探討如何「以數位科技解決人文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如何「以人文手段解決數位科技問題」。

 

 

「浪潮來了」何時退散？

 

因此，「數位人文學」的第一個層次，是指探討如何運用數位（資訊）科技於人文（包括社會科學）研究，並分析其優越性與局限性。第二個層次，是指探討如何改善或創發數位科技，以符合人文研究的需求。第三個層次，是指探討數位科技的運用對於人類文明所帶來的衝擊（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宗教、醫療、戰爭、教育、學術等層面）。第四個層次，是探討如何透過「人文」的途徑或手段（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等），因應數位科技的運用所帶來的衝擊。

 

「每一句話，都是思念」都是金錢！

 

我認為「數位人文學」將會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值得我們投入心力，積極墾拓。這不僅有學術上的重要性，也關乎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我們不能任由少數的個人或公司主宰我們的品味、情感、作息、思惟、信仰和命運，我們必須參與規格、規範、與協定的訂定。我們不能在這一場革命中成為砲灰、俘虜、奴隸、或搖旗吶喊者。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喊出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100-44 BC）「我來，我看，我贏」（VENI VIDI VICI）的勝利呼聲！

 

「中國旅行團到了自由廣場」；不必「翻牆」

 

2013年1月3日，冬至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為《數位傳奇》序文，收入戴麗娟、林巧湄編，《數位傳奇：100年度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成果發表專刊》（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2013），頁4-6。

十年磨一劍：我的「數位典藏」工作經驗

[2010-10-31-嘉義竹崎香光寺-地藏菩薩]

    198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當時所長為丁邦新先生）與計算中心（當時主任為謝清俊先生）合作，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先是完成中國歷代正史《食貨志》的全文輸入與標誌工作，經測試成功之後，隨即展開以《十三經》和《二十五史》為主體的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在1980至1990年代，這不僅創置了獨步全球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也奠定了台灣人文學與資訊科學攜手合作的基石，並吹響了「數位革命」的號角。其後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則可以說是進入攻城掠地、宣揚理念的階段。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師已老、兵已疲，但「數位典藏」、「數位學習」已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詞彙，數百萬件散藏於各地的國家文化資產也一一完成了數位化，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範疇更是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而所謂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也逐漸在台灣學術界成形。因此，我相信這終將成為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頁，甚至成為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

    而我竟然有機會長期參與這項創造歷史的文化工程，真是無比榮幸！

    我先是在1986-1987年間，擔任史語所「史籍自動化計畫」的兼任助理，當時，我還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就讀，負責的工作就是校對《史記》和《漢書》的全文資料檔。和我一起工作的還有王健文先生，他是我台大的學長，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督導我們的是蕭璠先生和劉錚雲先生，而劉先生至今都還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真是神奇！也真令人敬佩！

    1987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之後，隨即獲聘為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而從入所之後，我便卸下校對的勞務，並於1989年赴美進修，一直到1994年獲得博士學位為止，算是脫離了數位團隊。但從1995年起，開始加入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並從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擔任小組的召集人，負責籌畫和管理的工作。在這期間，中研院在1998年設置了「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4月6日），其後又改組為「數位典藏建置委員會」（2000年4月7日至2002年4月6日），負責統合、分配院內建置數位資料的資源、人力、經費。這可以說是史語所數位化經驗的擴散。我也長期獲聘為委員（1998年1月1日至2002年4月6日）。

    2001年起，中研院在楊國樞副院長的領軍與謝清俊先生的擘畫之下，開始推動一項名為「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試驗性工作，目標是要將所謂的「國家典藏」數位化。主要團隊成員來自中研院史語所、資訊科學研究所、計算中心，以及先前執行「數位博物館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台大教授群。我也獲邀擔任工作小組委員。

    由於目標宏偉，藍圖清晰，運作順暢，這項計畫從2002年起，獲准提升為五年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並由國科會人文處擔任主管單位（當時的處長為王汎森先生），這也是第一個由人文學者主導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我除了獲聘為工作小組委員之外，還擔任其中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主持人為黃寬重先生），並從2005年起接手主持人的工作（2005-2006）。

    2007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准進行第二期計畫（2007-2011），在總主持人曾志朗副院長及辦公室主任李德財先生的規畫之下，計畫的目標、組織與工作團隊都進行了微調，次年，因為和「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併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又進一步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人事也不斷有所異動，目前的總主持人為王汎森副院長，辦公室主任則是謝國興先生。我則長期擔任其中的「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2007-2012）。

    回顧這一段經驗，還真是百感交集！

    前半段，從1986至2000年，我從研究生變成研究人員，先是從事最基本的校對工作，逐漸參與規劃工作，最後還負責執行與管理。但主要範圍還是在「漢籍全文資料庫」，在史語所與中研院。一方面學習、成長，一方面回饋、反思。

    後半段，從2001年起。那一年我升任研究員，四十一歲，已經從青年步入中年，用《黃帝內經》的標準來說，甚至可以言老了。但就一位歷史學者來說，還算是盛壯之年，我真正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生涯也才要開始。因此，當初獲邀參加數位典藏的團隊時，還真有些遲疑和猶豫。最後，因為有感於黃寬重先生的急公好義與對我的提攜之恩，並敬佩資訊人謝清俊先生的眼光、胸襟和人文關懷，還是冒然投身到這個未知的世界，這個風波不定、無邊無際的江湖。我無法再侷限於史語所、中研院，無法再聚焦於漢籍、人文，無法再談道、義而不說功、利。我必須南北奔跑、東馳西走，必須和各種領域的學者、專家、官員、記者、商人打交道。或是相談甚歡；或是拍案對罵；或是怒目而視；或是惺惺相惜。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得以遠赴台中，獲聘為中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2007-2010），在那裏創設以數位科技為工具與載體的「鹿鳴文化資產中心」（下轄：電子報、網路電視台、電影工作坊），並開設相關的課程與學程。

    結果，十餘年下來，我已成半百老翁。想寫的書沒寫，想去旅行的地方沒去，想好好陪伴的人沒陪，想鍛練的身體沒練。青春盡成一疊又一疊的計劃書、管考報告、成果報告、簽呈、人事考核表、經費核銷憑證……，精力耗損於一場又一場的工作會、說明會、研討會、審查會、檢討會、發表會……，歲月換來了數不清的KB、GB、TB，儲存在逐漸演進的硬碟、隨身碟、光碟和磁碟陣列之中，未來則是在「雲端」。

    後悔嗎？有時，我的確會這樣問自己。但一個「悔」字卻很難出口。當我因為工作遭遇挫折、憤怒、悲傷、難過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一個個比我還要辛苦，還要有智慧的前輩。也會想起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輕夥伴，想起我們一起在台北、花蓮、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辦理訪查活動以及工作坊的身影，想起他們從嘉義、台東、蘭嶼、澎湖、金門等山區或離島歸來之後的真情寫真、動人報告。他們的足跡、臉孔、笑聲、熱情、汗水、衝勁、創意，已遍佈在島嶼的各個角落，也已深植在我的記憶和靈魂之中。面對他們，我能說「悔」嗎？不！絕不！

    

 

 

2012年7月13日，小暑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文收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編，《當科技與人文相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歷程》（臺北：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頁138-141。

「三民」情義

 

在當今以「市道交」、以「利益論」的「重商」社會裡，談「情義」似乎有點沉重，或有點虛偽。但時值三民書局成立六十周年前夕，論「三民」帶給我最強烈、最鮮明的印象，似乎也只有「情義」二字才能表述。

 

我與「三民」的因緣，應該是肇始於二十多年前參加《新史學》雜誌社的籌辦與社務。從創辦以來，在許許多多的《新史學》聚會上，創社的師長常常提及的一段「往事」，就是「三民」「頭家」劉振強先生「義助」《新史學》之事。此事雖然已由杜正勝先生正式撰文〈仗義護持文化〉批露，並刊佈在2003年出版的《三民書局五十年》。但是，一直到今年（2012年）的社長交接（由黃寬重先生交給李貞德女士）典禮上，杜正勝先生在致詞時，還是再一次敘述這段往事，似乎擔心新進社員不知，老的社員遺忘「三民」的這項義舉。我想，這將會成為《新史學》「歷史」中的重要篇章。

 

至於我個人，則是因出書、編書的關係，和「三民」有了另一種接觸。我前後在「三民」出版了《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和《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二書，這也是我最棒的出書經驗，因為，這是我所有著作中最不擔心校對、勘誤的二本書。「三民」的編輯幾乎是當作自己的書在處理，細心與耐心成就了非凡的品質。

 

不過，最讓我難以置信的還是「三民」的「電腦排版系統」。我還記得有一次到「三民」拜訪劉先生，談及電腦的中文「缺字」問題，也就是說既有的漢字編碼系統（如Big5、GB、Unicode等）所沒有的字，便無法在數位化的檔案中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及顯示。當時，劉先生非常得意地說，「三民」沒有「缺字」問題，因為他不惜耗費鉅資，獨立開發、研創一套自用的漢字系統，任何一個字都可以「造」出來，並且有統一的風格。若是考慮成本，「三民」大可使用坊間既有的字形字庫，碰到罕見字，則以通俗字替代，或是再請人「造字」。只是如此一來，有時難免無法真實呈現古籍的面貌，或是損及字形風格的一致性。可見劉先生對漢字的美有一份特殊的愛；對於完整地傳承並創新漢字文化，進而帶到「數位世界」，有堅定的使命感；對於要給讀者「好看」的書，也有強烈的責任心，以致不顧生意上的盈虧、得失。

 

另外，在我協助「三民」編輯《文明叢書》的過程中，也有兩件事讓我感念不已。《文明叢書》總策劃是杜正勝先生，最早的編輯委員有康樂、王汎森、李建民三位先生和我。康先生（1950-2007）雖然年紀最長，但因最富編輯經驗，因此，一些實務上的細節，包括書本的大小、版面的格式、字距與行距等，其實都是由他一手設計。康先生生性豪邁不羈，又有道家「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修為，因此，很少人知道這套叢書得以問世，除了劉振強先生的文化理念及杜正勝先生的擘畫之外，還有康先生的「苦勞」。因此，當康先生在2007年突然仙逝之後，我便請求「三民」在《文明叢書》的編輯委員名單中保留他的名字。沒想到這個唐突的請求竟然被接受了，而康先生也得以和這套叢書繼續「活」著。只是我輩努力不夠，邀稿不力，撰述不足，無法大大顯揚康先生的名字。真是慚愧！

 

再一件事則是一位老友的「事故」。有一年，這位朋友家中經濟突然出現狀況，困窘不已，因我曾以《文明叢書》的名義向他邀稿，因此，他便提出「借支」稿費的請求。我生平從未向人借過錢，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請求，相當錯愕，但怕他真的度不過難關，只好厚著臉皮，向「三民」轉達他的「請款」，沒想到迅速獲得正面的回應，這位朋友也得以解燃眉之急。後來才知道，歷年來受恩於「三民」劉先生雪中送炭的窮書生還真不少。在這個年代，只憑讀書人的「名字」就給予「信用」貸款的，大概只剩「三民」了。

 

在這個亂離的時代，在充滿猜疑與背棄的世界，「三民」始終如一的情義，　格外令人感念。期盼已經有一甲子輪迴的「三民」，能有干支交錯而不息的永恆歲月。

2012/10/04

 

何謂「文明」？：北京印象之1

每次到外地旅行，我總喜歡觀察當地街道上的「廣告」，尤其是那些由政府貼示的「標語」。在我看來，官方的「標語」最能反映統治者或其人民的願望或焦慮，榮耀或挫敗、欣喜或痛苦，有時是赤裸裸的宣告，有時則只是隱喻，需要花點心思猜測。

以我2011年的成都之行來說，我看到了當地政府所做的「文明成都，共創共享」的系列廣告，海報內容，是以十個不同身分的女子為主角（護士、空姐、舞者等），宣稱「我不與XXXX的男生約會」，所訴求的不外乎希望市民（尤其是男性）遵守一些良好的衛生習慣（如隨地吐痰、赤膊上街）、社交禮儀（如說髒話、吵架鬥毆）和生活規範（如酒後駕車、亂扔垃圾）。雖然非常文雅的定調為「我和文明有個約會」，但這和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新中國」，以及國民黨政府在海峽兩岸前後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國民生活須知」）一樣，都還是以外在的、粗淺的西方「文明」形式做標準。這似乎意味著中國經過一百年仍然無法「全盤西化」或「現代化」。孫文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標語，還可以再掛出來。

而今年（2012年）首度走訪北京，更讓我吃驚，因為街頭上赫然出現「文明是城市之魂」的標語，連所謂的「北京精神」之中，也將「文明」與「愛國、創新、包容」並列。

在我看來，城市本身就是「文明」的產物，也是「文明」的表徵。無論是在近東、北非、希臘、南亞、東亞，還是美洲，考古學家在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時，無不將城基、城牆或是大型的建築物遺址視為主要證據，甚至當作「國家」出現的標誌。因為，能夠建築城牆、宮殿、神殿，並讓部分人口「城居」，意味著權力與資源的集中與再分配；意味著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至少會出現較為專業的食物生產者、工匠、知識或宗教人、武士及統治者。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某個地域範圍之內，會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大型而複雜的社會群體同時並存與敵對，通常還會有戰爭與屠殺。更深一層來說，這也是人類能馴服自己或他人的一些「獸性」和「本能」的體現。因此，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文明」，其實就是人類和禽獸的差異之處，也就是人類的「非獸性」或「反獸性」行為。而「文明」的確帶給人類規範與秩序，繁榮與強大，但是，未必真能帶給人類幸福與快樂，更不能和「天下太平」、「逍遙自在」劃上等號。

就此而言，北京當然是個文明的城市。我們甚至應該說，這一座已千年左右帝國都城，又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強權國家的首都，本身就是「文明」，而且是太「文明」了，已喪失了原始、自然、狂放的獸性。那麼，這個文明古國的現代政府何以還一再呼喊著要「文明」呢？還真令人搞不懂。

　　

　　　　　　　　　　　　　　　　　　        2012/9/16寫於汐止香榭花都

繽紛台灣：《數位島嶼•萬種風情》序

【2004-3-14台灣大學】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主要目標在於「建置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數位內容」。相對於傳統中國在政治上追求「書同文，車同軌」的「統一」格局，在文化上主張「齊風俗，一道德」的「一元」理念，在資源分配上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原則，這個計畫強調「多樣性」似乎顯得有點奇怪。

    其實，我們所要凸顯的「多樣性」主要取法於生物學界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意指各種不同種類的生命，共同存活於地球，彼此間交互影響，從而平衡生態。在這個概念的察照之下，台灣其實就是一個多樣性的島嶼或國度。

    就以我們的口耳最常接觸的語言來說，我們常用的有原住民的南島語和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漢語（包括「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及各地方言），也有一些略能通行的外語（主要是英語和日語），晚近還有來自東南亞新移民或勞工的泰語、越南話和印尼語等。因此，台灣可以說是一個多語並陳，眾聲喧嘩的國度。

   我們不僅在語言方面不是「一言堂」，在政治、宗教、禮俗、文學、建築、美術、戲曲、生活、生態等方面，也是繽紛多彩，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我們相信，多元共存的生態與兼容並蓄的社會才能永續。

2012年4月18日，清明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不看洛城花：牡丹記憶

[倪曉容畫作：舞影（2008年6月）]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53]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68]

聽說，杉林溪的牡丹花開了。想去看，覺得路途遙遠。不去，又覺得此生不該再錯過花期。

這樣的矛盾，還真不知從什麼開始的。

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牡丹花，是1996年春天，在異國的都城。不是洛陽，是巴黎。

其實，小時候，在眠床的棉被套上，在母親的旗袍和梳妝台上，在鄰家大姊與大嬸的頭巾和包袱布上，甚至在村裡廟宇的邊邊角角，都可以看到牡丹花的圖案，但只是圖案，而且，沒有人告訴我那是什麼花。

長大後，我總算知道那是牡丹。但卻覺得這種花俗氣，甚至令人嫌惡。尤其是在蔣宋美齡將她的牡丹「國畫」變成「防癆郵票」，又在學校以「慈善」之名強迫我們購買之後，每次看到那一枚永遠也無法郵寄的郵票，我就更加痛恨。因此，有一段時間，在我的心靈裡，牡丹成為「黨國」、「威權」、「虛榮」、「偽善」的符號。

一直到1996年春天，我對牡丹的印象才改變。那時，我剛結婚不久，應法國遠東學院之邀，帶著妻子到巴黎訪問三個月。我們住在塞納河左岸的聖米歇（St. Michel）地鐵站附近的學人招待所。每天早晨，我們都會到鄰近的傳統市場買麵包和水果。有一天，我看到花店裡擺放著數十朵活色生香的各色牡丹花，便買了兩朵如封似閉的白牡丹回去，隨意拿了個玻璃瓶，裝了水，插上之後，便擺放在書桌的角落，原本並不在意，但到了傍晚，卻見那兩朵原本圓渾的牡丹竟開展成「碗公」大小，而且還飄散著似淡又濃的香氣，甜美又不失清新，壯碩、尊大又不失優雅、自在。隔天，花瓣萎謝時還真像落雪！那幾天，唐詩宋畫中的牡丹，便在巴黎的拉丁區開落著。

而連株帶葉的牡丹，我一直到2008年春天才看見。那時，我和妻子暫離台北，遷居台中，在中興大學任教。閒暇之時，常在台灣中部四處看花。久聞杉林溪有牡丹，又想起當年在異邦的驚艷，便驅車前往賞花。但是，初次逢遇，乍看之下，其實有點失望。或許是盆栽的關係，花雖開了，卻顯得有點零零落落，有點瘦瘦弱弱。不過，我仍不死心，在2009年及2010年的春天，我又到杉林溪看牡丹，看它們逐漸長大，逐漸枝葉肥沃，花開茂盛。

到了2011年春天，因為已搬回台北，便不再前往杉林溪看花。或許，我只有客居他鄉的時候，才有緣份和心思去看牡丹。

2012年3月27日，春分之後，寫於南港

小寒之後

【狂草—倪曉容2009年畫作】

依舊是夜雨纏綿

依舊是憂愁無邊

輾轉，躺不出溫暖

反側，往事擠壓著未來

開燈，會照亮寂寞

關燈，世界就黑暗

只能等待，可能的雞鳴

以及，一個不冷的春天

附記：2012年1月8日晚間，在汐止寓所，正看著電視播放台灣總統大選的新聞，突然接獲姪女傳來簡訊，得知南部老家的大哥急診住進醫院，年邁的母親也病倒。一時之間，竟茫然失措，夜裡聽著窗外的雨聲，便難以成眠。只好開燈，在床上捉筆草成此詩，聊記家、國之憂。時在2012年1月9日清晨五時。

別賦之一

【2011-10-13-台灣大學傅園-37】

我在風中，在門外

等待落葉的擁抱

枯黃而欠缺溫度

你在燈下，在屋裡

試穿輝煌的彩衣

心思想必纏繞著絲縷

我不敢敲碎夜的寧靜

只能盼望，你明天的朝陽

能看見我的背影

淡淡的消逝

2011/11/2/寫於南港

文化轉向：《古今論衡》第22期「讀後語」

《古今論衡》第22期收錄了三篇和「西北考察團」相關的文章。王炳華〈「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一文，一方面追述黃文弼在1930年代參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的重要發現和當時「土垠」遺址的情況；另一方面則補述1980年代之後中國考古學者針對當地所進行的多次調查及收穫，但更重要的是，王炳華直指「土垠」遺址其實就是傳世文獻所說的「居廬倉」，也就是當地出土漢簡中所稱的「居廬訾倉」。他還結合各種文獻，企圖「重建」此一漢帝國西北重要據點的風貌。丁瑞茂〈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則是從黃文弼將當年考察所得的一枚重要漢簡「居廬訾倉以郵行」送給王世杰（1891-1981）的故事說起，探查到這一枚疑似「失落」的漢簡，目前其實還「寄存」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並轉而交待史語所典藏部分黃文弼在「西北」考察所得文物的因緣。至於羅丰〈西出陽關──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一文，則是企圖探索向達（1900-1966）在1940年代中國兩次「西北考察」活動中的身分、角色和成就，以及各個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學等）、各個參與成員之間的交涉、互動、衝突與合作。上述的「西北」考察，距今已有七、八十年，當事者幾乎已全數亡故，但這些前輩學者在戰亂不斷、動盪不安的政治、社會環境之下，克服各種困難所取得的文物、資料、知識和經驗，卻已成為不朽的學術資產。

其次，本期還收錄了兩篇「學術與思潮」方面的論文，一為黃進興〈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二為鐘月岑〈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恰好突顯出近代以來中國在「西力」衝擊下的兩個重要的「文化轉向」，一是「去宗教化」，另一則是「科學化」。而這樣的「思潮」或「文化轉向」，至今仍看不到有任何「退潮」或「改向」的跡象。

最後，楊正顯〈王陽明詩文拾遺〉一文，再次提醒我們，研究者想要「窮盡」或「掌握」所有的研究資料是何等困難的事。即便重要、著名如王陽明，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有人能從「故紙堆」裡發現「新材料」。

後記：《古今論衡》第22期出刊前夕，主編陳熙遠先生因羈旅海外，未及撰寫「編後語」，便由我代筆。但付印之前，陳先生及時趕回，並遞交其「編後語」。因此，我便抽回代撰之文。不過，文章既已寫成，就如嬰兒已呱呱落地，美醜都不宜藏而不發。故改以「讀後語」名之。

2011年8月31日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