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31-嘉義竹崎香光寺-地藏菩薩]
198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當時所長為丁邦新先生）與計算中心（當時主任為謝清俊先生）合作，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先是完成中國歷代正史《食貨志》的全文輸入與標誌工作，經測試成功之後，隨即展開以《十三經》和《二十五史》為主體的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在1980至1990年代，這不僅創置了獨步全球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也奠定了台灣人文學與資訊科學攜手合作的基石，並吹響了「數位革命」的號角。其後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則可以說是進入攻城掠地、宣揚理念的階段。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師已老、兵已疲，但「數位典藏」、「數位學習」已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詞彙，數百萬件散藏於各地的國家文化資產也一一完成了數位化，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範疇更是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而所謂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也逐漸在台灣學術界成形。因此，我相信這終將成為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頁，甚至成為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
而我竟然有機會長期參與這項創造歷史的文化工程，真是無比榮幸！
我先是在1986-1987年間，擔任史語所「史籍自動化計畫」的兼任助理，當時，我還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就讀，負責的工作就是校對《史記》和《漢書》的全文資料檔。和我一起工作的還有王健文先生，他是我台大的學長，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督導我們的是蕭璠先生和劉錚雲先生，而劉先生至今都還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真是神奇！也真令人敬佩！
1987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之後，隨即獲聘為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而從入所之後，我便卸下校對的勞務，並於1989年赴美進修，一直到1994年獲得博士學位為止，算是脫離了數位團隊。但從1995年起，開始加入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並從1998年1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擔任小組的召集人，負責籌畫和管理的工作。在這期間，中研院在1998年設置了「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1998年1月1日 至2000年4月6日 ），其後又改組為「數位典藏建置委員會」（2000年4月7日 至2002年4月6日 ），負責統合、分配院內建置數位資料的資源、人力、經費。這可以說是史語所數位化經驗的擴散。我也長期獲聘為委員（1998年1月1日 至2002年4月6日 ）。
2001年起，中研院在楊國樞副院長的領軍與謝清俊先生的擘畫之下，開始推動一項名為「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試驗性工作，目標是要將所謂的「國家典藏」數位化。主要團隊成員來自中研院史語所、資訊科學研究所、計算中心，以及先前執行「數位博物館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台大教授群。我也獲邀擔任工作小組委員。
由於目標宏偉，藍圖清晰，運作順暢，這項計畫從2002年起，獲准提升為五年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並由國科會人文處擔任主管單位（當時的處長為王汎森先生），這也是第一個由人文學者主導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我除了獲聘為工作小組委員之外，還擔任其中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主持人為黃寬重先生），並從2005年起接手主持人的工作（2005-2006）。
2007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准進行第二期計畫（2007-2011），在總主持人曾志朗副院長及辦公室主任李德財先生的規畫之下，計畫的目標、組織與工作團隊都進行了微調，次年，因為和「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併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又進一步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人事也不斷有所異動，目前的總主持人為王汎森副院長，辦公室主任則是謝國興先生。我則長期擔任其中的「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2007-2012）。
回顧這一段經驗，還真是百感交集！
前半段，從1986至2000年，我從研究生變成研究人員，先是從事最基本的校對工作，逐漸參與規劃工作，最後還負責執行與管理。但主要範圍還是在「漢籍全文資料庫」，在史語所與中研院。一方面學習、成長，一方面回饋、反思。
後半段，從2001年起。那一年我升任研究員，四十一歲，已經從青年步入中年，用《黃帝內經》的標準來說，甚至可以言老了。但就一位歷史學者來說，還算是盛壯之年，我真正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生涯也才要開始。因此，當初獲邀參加數位典藏的團隊時，還真有些遲疑和猶豫。最後，因為有感於黃寬重先生的急公好義與對我的提攜之恩，並敬佩資訊人謝清俊先生的眼光、胸襟和人文關懷，還是冒然投身到這個未知的世界，這個風波不定、無邊無際的江湖。我無法再侷限於史語所、中研院，無法再聚焦於漢籍、人文，無法再談道、義而不說功、利。我必須南北奔跑、東馳西走，必須和各種領域的學者、專家、官員、記者、商人打交道。或是相談甚歡；或是拍案對罵；或是怒目而視；或是惺惺相惜。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得以遠赴台中，獲聘為中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2007-2010），在那裏創設以數位科技為工具與載體的「鹿鳴文化資產中心」（下轄：電子報、網路電視台、電影工作坊），並開設相關的課程與學程。
結果，十餘年下來，我已成半百老翁。想寫的書沒寫，想去旅行的地方沒去，想好好陪伴的人沒陪，想鍛練的身體沒練。青春盡成一疊又一疊的計劃書、管考報告、成果報告、簽呈、人事考核表、經費核銷憑證……，精力耗損於一場又一場的工作會、說明會、研討會、審查會、檢討會、發表會……，歲月換來了數不清的KB、GB、TB，儲存在逐漸演進的硬碟、隨身碟、光碟和磁碟陣列之中，未來則是在「雲端」。
後悔嗎？有時，我的確會這樣問自己。但一個「悔」字卻很難出口。當我因為工作遭遇挫折、憤怒、悲傷、難過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一個個比我還要辛苦，還要有智慧的前輩。也會想起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輕夥伴，想起我們一起在台北、花蓮、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辦理訪查活動以及工作坊的身影，想起他們從嘉義、台東、蘭嶼、澎湖、金門等山區或離島歸來之後的真情寫真、動人報告。他們的足跡、臉孔、笑聲、熱情、汗水、衝勁、創意，已遍佈在島嶼的各個角落，也已深植在我的記憶和靈魂之中。面對他們，我能說「悔」嗎？不！絕不！
2012年7月13日，小暑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文收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編，《當科技與人文相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歷程》（臺北：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頁13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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