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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6日 星期三

「數位人文學」的誕生


這是個「數位時代」(Digital Era)!開啟這個時代的,或許是1942年誕生的第一部電子電腦ABC電腦Atanasoff–Berry Computer);或許是1946年成功展示的第一部通用型的巨型電腦ENIAC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電子數值積分計算器;或許是1967年國際線上圖書館電腦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 OCLC)和線上聯合目錄World Cat 的建立;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的出現;或許是1968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oration)的出現;或許是1978微軟股份有限公司Microsoft Corporation)的成立;或許是1981812IBM 5150個人電腦的誕生;或許是198311TCP/IP協定所奠立的網際網路基石;或許是1984124日首台Macintosh電腦所啟動的蘋果(Apple)風潮;或許是1986IBM的首部筆記本電腦PC Convertible;或許是1999Google搜索引擎的啟動;或許是200424日上線的臉書(Facebook);或許是2005YouTube所宣示的「廣播你自己」(Broadcast Yourself);或許是2007年首支iPhone問世所帶動的「移動」(mobile)通訊與運算模式;或許是2011年美國市場的電子書銷售量正式超越實體書的記錄;或許是最近風起雲湧的雲端運算Cloud Computing)。
 
「貓仰望著雲端」預示了World Cat的未來!
 

這個時代,看起來似乎是由少數的天才或英雄人物所開創的。已經往生的賈伯斯(Steven Paul Jobs1955224日-2011105日)是一則不折不扣的蘋果「傳奇」(legend),還在世的微軟的比爾.蓋茲(William Henry "Bill" Gates III19551028日-)、臉書的馬克.祖克柏(Mark Elliot Zuckerberg1984514日-)也已經是小說和電影中的人物。而且,少數的跨國公司,不僅壟斷了絕大多數的數位技術和專利,積聚了驚人的財富和人力,也支配著我們的生活,甚至影響到我們的身體、行為、思想和靈魂。但是,如果沒有數以億計的「使用者」(user)心甘情願的臣服,赤誠熱情的追隨,這樣的時代也不會來,至少,不會這樣的「火」。因此,這一段不到百年的歷程,我們可以稱之為「數位革命」。
 
「賽鴿不比賽」;讀書人不讀書!
 

這一場革命,也許尚未成功,但已勝券在握。因此,也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的地步了,而這正是發展「數位人文學」(Study in Digital Humanities)的重要契機。

「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原本只是個冷僻的詞彙,但近些年來已逐漸在學術圈中流行開來,尤其是與「數位典藏」、「數位學習」、「資訊社會學」相關的學者,更是朗朗上口。英、美、日等國更是紛紛創設「數位人文」為名的研究中心、實驗室、科系、刊物、研究計畫,跨國性的「數位人文組織聯盟」(The Alliance of Digital Humanities Organizations)也在2005年正式成立。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Humanities則從2009年起每年都舉辦「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也打算從2013年起開始徵求以「數位人文」為主題的跨學門整合型計畫。這意味著「數位人文」已不僅僅只是一個詞彙或議題,而是逐漸成為一個誇學科的研究「領域」(area),甚至可能發展為一個獨立的「學科」(discipline)。這將會是一門探索「數位科技」與「人文學」交會的學問;一方面探討如何「以數位科技解決人文研究的問題」,另一方面則探討如何「以人文手段解決數位科技問題」。
 
 
「浪潮來了」何時退散?
 

因此,「數位人文學」的第一個層次,是指探討如何運用數位(資訊)科技於人文(包括社會科學)研究,並分析其優越性與局限性。第二個層次,是指探討如何改善或創發數位科技,以符合人文研究的需求。第三個層次,是指探討數位科技的運用對於人類文明所帶來的衝擊(包括政治、法律、經濟、社會、文化、宗教、醫療、戰爭、教育、學術等層面)。第四個層次,是探討如何透過「人文」的途徑或手段(包括: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等),因應數位科技的運用所帶來的衝擊。
 
「每一句話,都是思念」都是金錢!
 

我認為「數位人文學」將會是一個全新的領域,值得我們投入心力,積極墾拓。這不僅有學術上的重要性,也關乎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發展。我們不能任由少數的個人或公司主宰我們的品味、情感、作息、思惟、信仰和命運,我們必須參與規格、規範、與協定的訂定。我們不能在這一場革命中成為砲灰、俘虜、奴隸、或搖旗吶喊者。希望有一天,我們也能喊出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100-44 BC「我來,我看,我贏」(VENI VIDI VICI)的勝利呼聲!
 
「中國旅行團到了自由廣場」;不必「翻牆」
 


201313日,冬至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為《數位傳奇》序文,收入戴麗娟、林巧湄編,《數位傳奇:100年度數位內容公開徵選計畫成果發表專刊》(臺北: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 2013),頁4-6。

十年磨一劍:我的「數位典藏」工作經驗


[2010-10-31-嘉義竹崎香光寺-地藏菩薩]


    1984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當時所長為丁邦新先生)與計算中心(當時主任為謝清俊先生)合作,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計畫」,先是完成中國歷代正史《食貨志》的全文輸入與標誌工作,經測試成功之後,隨即展開以《十三經》和《二十五史》為主體的全文資料庫的建置工作。在19801990年代,這不僅創置了獨步全球的漢籍全文資料庫,也奠定了台灣人文學與資訊科學攜手合作的基石,並吹響了「數位革命」的號角。其後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則可以說是進入攻城掠地、宣揚理念的階段。雖然革命尚未成功,而師已老、兵已疲,但「數位典藏」、「數位學習」已成為大家朗朗上口的詞彙,數百萬件散藏於各地的國家文化資產也一一完成了數位化,內容包括:古籍、檔案、文書、照片、圖像、影音、器物、標本、建築等,知識範疇更是廣及:歷史、文學、藝術、電影、民俗、宗教、動物、植物、礦物、醫學等。而所謂的「數位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也逐漸在台灣學術界成形。因此,我相信這終將成為台灣歷史重要的一頁,甚至成為影響台灣歷史發展的動力。
    而我竟然有機會長期參與這項創造歷史的文化工程,真是無比榮幸!
    我先是在1986-1987年間,擔任史語所「史籍自動化計畫」的兼任助理,當時,我還在台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就讀,負責的工作就是校對《史記》和《漢書》的全文資料檔。和我一起工作的還有王健文先生,他是我台大的學長,當時正在攻讀博士學位,目前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督導我們的是蕭璠先生和劉錚雲先生,而劉先生至今都還在這個工作崗位上,真是神奇!也真令人敬佩!
    1987年夏天,我完成碩士學業之後,隨即獲聘為史語所的助理研究員。而從入所之後,我便卸下校對的勞務,並於1989年赴美進修,一直到1994年獲得博士學位為止,算是脫離了數位團隊。但從1995年起,開始加入史語所「漢籍全文資料庫」小組,並從199811日至2000630日擔任小組的召集人,負責籌畫和管理的工作。在這期間,中研院在1998年設置了「漢籍電子文獻協調委員會」(199811200046),其後又改組為「數位典藏建置委員會」(200047200246),負責統合、分配院內建置數位資料的資源、人力、經費。這可以說是史語所數位化經驗的擴散。我也長期獲聘為委員(199811200246)。
    2001年起,中研院在楊國樞副院長的領軍與謝清俊先生的擘畫之下,開始推動一項名為「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的試驗性工作,目標是要將所謂的「國家典藏」數位化。主要團隊成員來自中研院史語所、資訊科學研究所、計算中心,以及先前執行「數位博物館計畫」與「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台大教授群。我也獲邀擔任工作小組委員。
    由於目標宏偉,藍圖清晰,運作順暢,這項計畫從2002年起,獲准提升為五年期的「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並由國科會人文處擔任主管單位(當時的處長為王汎森先生),這也是第一個由人文學者主導的「國家型科技計畫」。我除了獲聘為工作小組委員之外,還擔任其中的「內容發展分項計畫」共同主持人(主持人為黃寬重先生),並從2005年起接手主持人的工作(2005-2006)。
    2007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獲准進行第二期計畫(2007-2011),在總主持人曾志朗副院長及辦公室主任李德財先生的規畫之下,計畫的目標、組織與工作團隊都進行了微調,次年,因為和「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併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又進一步做了較大幅度的調整,人事也不斷有所異動,目前的總主持人為王汎森副院長,辦公室主任則是謝國興先生。我則長期擔任其中的「拓展台灣數位典藏計畫」主持人(2007-2012)。
    回顧這一段經驗,還真是百感交集!
    前半段,從19862000年,我從研究生變成研究人員,先是從事最基本的校對工作,逐漸參與規劃工作,最後還負責執行與管理。但主要範圍還是在「漢籍全文資料庫」,在史語所與中研院。一方面學習、成長,一方面回饋、反思。
    後半段,從2001年起。那一年我升任研究員,四十一歲,已經從青年步入中年,用《黃帝內經》的標準來說,甚至可以言老了。但就一位歷史學者來說,還算是盛壯之年,我真正獨立、自由的學術研究生涯也才要開始。因此,當初獲邀參加數位典藏的團隊時,還真有些遲疑和猶豫。最後,因為有感於黃寬重先生的急公好義與對我的提攜之恩,並敬佩資訊人謝清俊先生的眼光、胸襟和人文關懷,還是冒然投身到這個未知的世界,這個風波不定、無邊無際的江湖。我無法再侷限於史語所、中研院,無法再聚焦於漢籍、人文,無法再談道、義而不說功、利。我必須南北奔跑、東馳西走,必須和各種領域的學者、專家、官員、記者、商人打交道。或是相談甚歡;或是拍案對罵;或是怒目而視;或是惺惺相惜。
    這樣的經驗,也讓我得以遠赴台中,獲聘為中興大學的文學院院長(2007-2010),在那裏創設以數位科技為工具與載體的「鹿鳴文化資產中心」(下轄:電子報、網路電視台、電影工作坊),並開設相關的課程與學程。
    結果,十餘年下來,我已成半百老翁。想寫的書沒寫,想去旅行的地方沒去,想好好陪伴的人沒陪,想鍛練的身體沒練。青春盡成一疊又一疊的計劃書、管考報告、成果報告、簽呈、人事考核表、經費核銷憑證……,精力耗損於一場又一場的工作會、說明會、研討會、審查會、檢討會、發表會……,歲月換來了數不清的KBGBTB,儲存在逐漸演進的硬碟、隨身碟、光碟和磁碟陣列之中,未來則是在「雲端」。
    後悔嗎?有時,我的確會這樣問自己。但一個「悔」字卻很難出口。當我因為工作遭遇挫折、憤怒、悲傷、難過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那一個個比我還要辛苦,還要有智慧的前輩。也會想起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年輕夥伴,想起我們一起在台北、花蓮、台中、南投、台南、高雄、屏東等地辦理訪查活動以及工作坊的身影,想起他們從嘉義、台東、蘭嶼、澎湖、金門等山區或離島歸來之後的真情寫真、動人報告。他們的足跡、臉孔、笑聲、熱情、汗水、衝勁、創意,已遍佈在島嶼的各個角落,也已深植在我的記憶和靈魂之中。面對他們,我能說「悔」嗎?不!絕不!
    

 

 

2012713日,小暑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按:此文收入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編,《當科技與人文相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的歷程》(臺北: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2013),頁138-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