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情義

 

在當今以「市道交」、以「利益論」的「重商」社會裡，談「情義」似乎有點沉重，或有點虛偽。但時值三民書局成立六十周年前夕，論「三民」帶給我最強烈、最鮮明的印象，似乎也只有「情義」二字才能表述。

 

我與「三民」的因緣，應該是肇始於二十多年前參加《新史學》雜誌社的籌辦與社務。從創辦以來，在許許多多的《新史學》聚會上，創社的師長常常提及的一段「往事」，就是「三民」「頭家」劉振強先生「義助」《新史學》之事。此事雖然已由杜正勝先生正式撰文〈仗義護持文化〉批露，並刊佈在2003年出版的《三民書局五十年》。但是，一直到今年（2012年）的社長交接（由黃寬重先生交給李貞德女士）典禮上，杜正勝先生在致詞時，還是再一次敘述這段往事，似乎擔心新進社員不知，老的社員遺忘「三民」的這項義舉。我想，這將會成為《新史學》「歷史」中的重要篇章。

 

至於我個人，則是因出書、編書的關係，和「三民」有了另一種接觸。我前後在「三民」出版了《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和《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二書，這也是我最棒的出書經驗，因為，這是我所有著作中最不擔心校對、勘誤的二本書。「三民」的編輯幾乎是當作自己的書在處理，細心與耐心成就了非凡的品質。

 

不過，最讓我難以置信的還是「三民」的「電腦排版系統」。我還記得有一次到「三民」拜訪劉先生，談及電腦的中文「缺字」問題，也就是說既有的漢字編碼系統（如Big5、GB、Unicode等）所沒有的字，便無法在數位化的檔案中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及顯示。當時，劉先生非常得意地說，「三民」沒有「缺字」問題，因為他不惜耗費鉅資，獨立開發、研創一套自用的漢字系統，任何一個字都可以「造」出來，並且有統一的風格。若是考慮成本，「三民」大可使用坊間既有的字形字庫，碰到罕見字，則以通俗字替代，或是再請人「造字」。只是如此一來，有時難免無法真實呈現古籍的面貌，或是損及字形風格的一致性。可見劉先生對漢字的美有一份特殊的愛；對於完整地傳承並創新漢字文化，進而帶到「數位世界」，有堅定的使命感；對於要給讀者「好看」的書，也有強烈的責任心，以致不顧生意上的盈虧、得失。

 

另外，在我協助「三民」編輯《文明叢書》的過程中，也有兩件事讓我感念不已。《文明叢書》總策劃是杜正勝先生，最早的編輯委員有康樂、王汎森、李建民三位先生和我。康先生（1950-2007）雖然年紀最長，但因最富編輯經驗，因此，一些實務上的細節，包括書本的大小、版面的格式、字距與行距等，其實都是由他一手設計。康先生生性豪邁不羈，又有道家「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修為，因此，很少人知道這套叢書得以問世，除了劉振強先生的文化理念及杜正勝先生的擘畫之外，還有康先生的「苦勞」。因此，當康先生在2007年突然仙逝之後，我便請求「三民」在《文明叢書》的編輯委員名單中保留他的名字。沒想到這個唐突的請求竟然被接受了，而康先生也得以和這套叢書繼續「活」著。只是我輩努力不夠，邀稿不力，撰述不足，無法大大顯揚康先生的名字。真是慚愧！

 

再一件事則是一位老友的「事故」。有一年，這位朋友家中經濟突然出現狀況，困窘不已，因我曾以《文明叢書》的名義向他邀稿，因此，他便提出「借支」稿費的請求。我生平從未向人借過錢，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請求，相當錯愕，但怕他真的度不過難關，只好厚著臉皮，向「三民」轉達他的「請款」，沒想到迅速獲得正面的回應，這位朋友也得以解燃眉之急。後來才知道，歷年來受恩於「三民」劉先生雪中送炭的窮書生還真不少。在這個年代，只憑讀書人的「名字」就給予「信用」貸款的，大概只剩「三民」了。

 

在這個亂離的時代，在充滿猜疑與背棄的世界，「三民」始終如一的情義，　格外令人感念。期盼已經有一甲子輪迴的「三民」，能有干支交錯而不息的永恆歲月。

2012/10/04

 

何謂「文明」？：北京印象之1

每次到外地旅行，我總喜歡觀察當地街道上的「廣告」，尤其是那些由政府貼示的「標語」。在我看來，官方的「標語」最能反映統治者或其人民的願望或焦慮，榮耀或挫敗、欣喜或痛苦，有時是赤裸裸的宣告，有時則只是隱喻，需要花點心思猜測。

以我2011年的成都之行來說，我看到了當地政府所做的「文明成都，共創共享」的系列廣告，海報內容，是以十個不同身分的女子為主角（護士、空姐、舞者等），宣稱「我不與XXXX的男生約會」，所訴求的不外乎希望市民（尤其是男性）遵守一些良好的衛生習慣（如隨地吐痰、赤膊上街）、社交禮儀（如說髒話、吵架鬥毆）和生活規範（如酒後駕車、亂扔垃圾）。雖然非常文雅的定調為「我和文明有個約會」，但這和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新中國」，以及國民黨政府在海峽兩岸前後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國民生活須知」）一樣，都還是以外在的、粗淺的西方「文明」形式做標準。這似乎意味著中國經過一百年仍然無法「全盤西化」或「現代化」。孫文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標語，還可以再掛出來。

而今年（2012年）首度走訪北京，更讓我吃驚，因為街頭上赫然出現「文明是城市之魂」的標語，連所謂的「北京精神」之中，也將「文明」與「愛國、創新、包容」並列。

在我看來，城市本身就是「文明」的產物，也是「文明」的表徵。無論是在近東、北非、希臘、南亞、東亞，還是美洲，考古學家在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時，無不將城基、城牆或是大型的建築物遺址視為主要證據，甚至當作「國家」出現的標誌。因為，能夠建築城牆、宮殿、神殿，並讓部分人口「城居」，意味著權力與資源的集中與再分配；意味著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至少會出現較為專業的食物生產者、工匠、知識或宗教人、武士及統治者。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某個地域範圍之內，會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大型而複雜的社會群體同時並存與敵對，通常還會有戰爭與屠殺。更深一層來說，這也是人類能馴服自己或他人的一些「獸性」和「本能」的體現。因此，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文明」，其實就是人類和禽獸的差異之處，也就是人類的「非獸性」或「反獸性」行為。而「文明」的確帶給人類規範與秩序，繁榮與強大，但是，未必真能帶給人類幸福與快樂，更不能和「天下太平」、「逍遙自在」劃上等號。

就此而言，北京當然是個文明的城市。我們甚至應該說，這一座已千年左右帝國都城，又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強權國家的首都，本身就是「文明」，而且是太「文明」了，已喪失了原始、自然、狂放的獸性。那麼，這個文明古國的現代政府何以還一再呼喊著要「文明」呢？還真令人搞不懂。

　　

　　　　　　　　　　　　　　　　　　        2012/9/16寫於汐止香榭花都

繽紛台灣：《數位島嶼•萬種風情》序

【2004-3-14台灣大學】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臺灣數位典藏計畫」的主要目標在於「建置呈現臺灣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之多樣性的數位內容」。相對於傳統中國在政治上追求「書同文，車同軌」的「統一」格局，在文化上主張「齊風俗，一道德」的「一元」理念，在資源分配上秉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平」原則，這個計畫強調「多樣性」似乎顯得有點奇怪。

    其實，我們所要凸顯的「多樣性」主要取法於生物學界的「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意指各種不同種類的生命，共同存活於地球，彼此間交互影響，從而平衡生態。在這個概念的察照之下，台灣其實就是一個多樣性的島嶼或國度。

    就以我們的口耳最常接觸的語言來說，我們常用的有原住民的南島語和來自中國大陸移民的漢語（包括「國語」、閩南語、客家話及各地方言），也有一些略能通行的外語（主要是英語和日語），晚近還有來自東南亞新移民或勞工的泰語、越南話和印尼語等。因此，台灣可以說是一個多語並陳，眾聲喧嘩的國度。

   我們不僅在語言方面不是「一言堂」，在政治、宗教、禮俗、文學、建築、美術、戲曲、生活、生態等方面，也是繽紛多彩，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我們相信，多元共存的生態與兼容並蓄的社會才能永續。

2012年4月18日，清明之後，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不看洛城花：牡丹記憶

[倪曉容畫作：舞影（2008年6月）]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53]

[2009-4-12-杉林溪牡丹花—168]

聽說，杉林溪的牡丹花開了。想去看，覺得路途遙遠。不去，又覺得此生不該再錯過花期。

這樣的矛盾，還真不知從什麼開始的。

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牡丹花，是1996年春天，在異國的都城。不是洛陽，是巴黎。

其實，小時候，在眠床的棉被套上，在母親的旗袍和梳妝台上，在鄰家大姊與大嬸的頭巾和包袱布上，甚至在村裡廟宇的邊邊角角，都可以看到牡丹花的圖案，但只是圖案，而且，沒有人告訴我那是什麼花。

長大後，我總算知道那是牡丹。但卻覺得這種花俗氣，甚至令人嫌惡。尤其是在蔣宋美齡將她的牡丹「國畫」變成「防癆郵票」，又在學校以「慈善」之名強迫我們購買之後，每次看到那一枚永遠也無法郵寄的郵票，我就更加痛恨。因此，有一段時間，在我的心靈裡，牡丹成為「黨國」、「威權」、「虛榮」、「偽善」的符號。

一直到1996年春天，我對牡丹的印象才改變。那時，我剛結婚不久，應法國遠東學院之邀，帶著妻子到巴黎訪問三個月。我們住在塞納河左岸的聖米歇（St. Michel）地鐵站附近的學人招待所。每天早晨，我們都會到鄰近的傳統市場買麵包和水果。有一天，我看到花店裡擺放著數十朵活色生香的各色牡丹花，便買了兩朵如封似閉的白牡丹回去，隨意拿了個玻璃瓶，裝了水，插上之後，便擺放在書桌的角落，原本並不在意，但到了傍晚，卻見那兩朵原本圓渾的牡丹竟開展成「碗公」大小，而且還飄散著似淡又濃的香氣，甜美又不失清新，壯碩、尊大又不失優雅、自在。隔天，花瓣萎謝時還真像落雪！那幾天，唐詩宋畫中的牡丹，便在巴黎的拉丁區開落著。

而連株帶葉的牡丹，我一直到2008年春天才看見。那時，我和妻子暫離台北，遷居台中，在中興大學任教。閒暇之時，常在台灣中部四處看花。久聞杉林溪有牡丹，又想起當年在異邦的驚艷，便驅車前往賞花。但是，初次逢遇，乍看之下，其實有點失望。或許是盆栽的關係，花雖開了，卻顯得有點零零落落，有點瘦瘦弱弱。不過，我仍不死心，在2009年及2010年的春天，我又到杉林溪看牡丹，看它們逐漸長大，逐漸枝葉肥沃，花開茂盛。

到了2011年春天，因為已搬回台北，便不再前往杉林溪看花。或許，我只有客居他鄉的時候，才有緣份和心思去看牡丹。

2012年3月27日，春分之後，寫於南港

小寒之後

【狂草—倪曉容2009年畫作】

依舊是夜雨纏綿

依舊是憂愁無邊

輾轉，躺不出溫暖

反側，往事擠壓著未來

開燈，會照亮寂寞

關燈，世界就黑暗

只能等待，可能的雞鳴

以及，一個不冷的春天

附記：2012年1月8日晚間，在汐止寓所，正看著電視播放台灣總統大選的新聞，突然接獲姪女傳來簡訊，得知南部老家的大哥急診住進醫院，年邁的母親也病倒。一時之間，竟茫然失措，夜裡聽著窗外的雨聲，便難以成眠。只好開燈，在床上捉筆草成此詩，聊記家、國之憂。時在2012年1月9日清晨五時。

別賦之一

【2011-10-13-台灣大學傅園-37】

我在風中，在門外

等待落葉的擁抱

枯黃而欠缺溫度

你在燈下，在屋裡

試穿輝煌的彩衣

心思想必纏繞著絲縷

我不敢敲碎夜的寧靜

只能盼望，你明天的朝陽

能看見我的背影

淡淡的消逝

2011/11/2/寫於南港

文化轉向：《古今論衡》第22期「讀後語」

《古今論衡》第22期收錄了三篇和「西北考察團」相關的文章。王炳華〈「土垠」為漢「居廬訾倉」故址說〉一文，一方面追述黃文弼在1930年代參與「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的重要發現和當時「土垠」遺址的情況；另一方面則補述1980年代之後中國考古學者針對當地所進行的多次調查及收穫，但更重要的是，王炳華直指「土垠」遺址其實就是傳世文獻所說的「居廬倉」，也就是當地出土漢簡中所稱的「居廬訾倉」。他還結合各種文獻，企圖「重建」此一漢帝國西北重要據點的風貌。丁瑞茂〈史語所藏黃文弼寄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文物〉則是從黃文弼將當年考察所得的一枚重要漢簡「居廬訾倉以郵行」送給王世杰（1891-1981）的故事說起，探查到這一枚疑似「失落」的漢簡，目前其實還「寄存」在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並轉而交待史語所典藏部分黃文弼在「西北」考察所得文物的因緣。至於羅丰〈西出陽關──向達與西北史地考察團〉一文，則是企圖探索向達（1900-1966）在1940年代中國兩次「西北考察」活動中的身分、角色和成就，以及各個單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北京大學等）、各個參與成員之間的交涉、互動、衝突與合作。上述的「西北」考察，距今已有七、八十年，當事者幾乎已全數亡故，但這些前輩學者在戰亂不斷、動盪不安的政治、社會環境之下，克服各種困難所取得的文物、資料、知識和經驗，卻已成為不朽的學術資產。

其次，本期還收錄了兩篇「學術與思潮」方面的論文，一為黃進興〈清末民初儒教的「去宗教化」〉；二為鐘月岑〈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恰好突顯出近代以來中國在「西力」衝擊下的兩個重要的「文化轉向」，一是「去宗教化」，另一則是「科學化」。而這樣的「思潮」或「文化轉向」，至今仍看不到有任何「退潮」或「改向」的跡象。

最後，楊正顯〈王陽明詩文拾遺〉一文，再次提醒我們，研究者想要「窮盡」或「掌握」所有的研究資料是何等困難的事。即便重要、著名如王陽明，到了二十一世紀，仍然有人能從「故紙堆」裡發現「新材料」。

後記：《古今論衡》第22期出刊前夕，主編陳熙遠先生因羈旅海外，未及撰寫「編後語」，便由我代筆。但付印之前，陳先生及時趕回，並遞交其「編後語」。因此，我便抽回代撰之文。不過，文章既已寫成，就如嬰兒已呱呱落地，美醜都不宜藏而不發。故改以「讀後語」名之。

2011年8月31日寫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普賢菩薩讚：登峨嵋金頂有感

[峨嵋山下報國寺的普賢殿]

 

[峨嵋山上普賢的坐騎白象]

[峨嵋山上華藏寺的普賢座像]

[峨嵋山上的金頂]

[峨嵋山上的金頂]

[峨嵋山上的金頂匾額]

「應禮敬一切諸佛

而眾生即佛」

你如是開示

在你眼裡

凡人心中，都有慈悲

只要澆灌，必成菩提

任何醜惡，都有功德

一切苦難，都是福報

所有傷痛，都能成藥

你說：

純金的匾額會因昂貴而不純

神聖的殿堂會因高聳而不剩

而你的神像

無論是一面還是四面

是一尊，三尊，還是七尊

都不是真相

你們不必膜拜

不要祈禱

心不會因上下求索而安定

不要點燈

前途不能仰賴他者的光明

你們歸去

以自己的行腳

走自己的道路

後記：

初遊峨嵋是在2002年，當時僅止於山腳下的報國寺，今年8月22日重遊，終於登上3079公尺的金頂，得以禮拜普賢菩薩。回台之後，吾妻告知，普賢精神主要在於禮敬、供養一切諸佛與眾生。故成此詩。

2011年8月27日寫於汐止

何謂「鬥陣」？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的同仁打算出版「99年度公開徵選計畫專刊」，至於專刊的名字，主編想用《數位鬥陣》，但也有同仁建議用《數位逗陣》，因此就請我裁決，而我選了「鬥陣」。

　　無論是「鬥陣」還是「逗陣」，都是目前台灣的流行語，用Google的搜索引擎查詢，「鬥陣」約有163萬筆資料，「逗陣」更多，有174萬筆。其實，二者都是「台語」的漢字書寫，原意是指：共同（一起；在一起），有時也引申為：伙伴（朋友；同志；同事）、伴侶（同居人；配偶）之意。

    但是，選用不同漢字之後，兩者似乎逐漸有了歧異。例如，2008年中華電視公司推出的八點檔連續劇定名為《歡喜來逗陣》，同一年年底，由陳師孟號召組成的廣播節目製作公司取名為《綠色逗陣工作室》，其「逗陣」基本上都還保有「台語」的本意。然而，《維基百科》將1999年的美國電影Fight Club翻譯成《鬥陣俱樂部》，數位娛樂發行平台「威望國際」（Catchplay）將2010年的日本電影《ボックス！》（Box！）翻譯成《熱血鬥陣：夢想開戰》，其中「鬥陣」二字，主要意涵已轉為「打鬥」，因前者得名於故事情節中可以「自由搏擊」的團體和聚會，後者則是關乎拳擊手的故事。此外，日本漫畫家木多康昭（1969-）從2005年6月起開始連載至今的《喧嘩商売》，係以愛好格鬥的少年佐藤十兵衛為主角，而台灣東販出版社的中文本譯者也是將書名譯成《鬥陣小子》。雖然「搏擊」、「打鬥」、「格鬥」還是有「共同」之意，但在此已轉為敵對、爭鬥的意思。

    那麼，我為什麼還是取「鬥陣」而捨「逗陣」呢？一來，我覺得「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逗留」、「挑逗」、「逗弄」，而「陣」基本上是指「群體」（團體；團隊；隊伍；部隊），或「戰鬥」（戰爭），因此，若用「逗陣」就會變成「挑逗」部隊或指一支停駐不前的軍隊，似乎有點戲弄、調侃的味道。二來，我認為「鬥陣」不僅是現代的社會語言，還另有更豐富的、古典的神聖意涵。

　　「鬥」這個字，甲骨文字形就有兩人對打的形狀，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也說這個字（鬬）：「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鬥之形」。因此，其本義為搏鬥、競爭，從而衍申為戰鬥、鬥爭之類的凶狠與對抗性的字眼。但是，「鬥」也可以衍伸為「遇」，也就是遭遇、遇合、會合、聚合之意，若與「陣」聯結，則可成「團隊群聚」之意。

　　不過，既曰「鬥」，基本上還是脫離不了「競賽」、爭勝的本意，然而，「漢文化」中的競賽，有時候也可以提升到宗教的層次。例如，台語常見的「迎神賽會」便是個例證。在台灣的節慶與廟會中，常見各種「陣頭」（如鼓吹陣、牛犁陣、車鼓陣、婆姐陣、宋江陣、神尪陣、官將首、八家將）賣力的演出，搏取觀眾的讚賞，或是舉辦所謂「賽花燈」（主要是元宵節）、「賽龍舟」（端午節）、「賽豬公」、「搶孤」（主要是中元普渡）活動，基本上都是人群（家庭、村落、社區、社團）之間的技藝、力量、財富與聲望較量。而這樣的較量，並不純粹是一種自我炫耀，因為，在廟會中的展演還帶有「酬神」、「還願」、「報恩」的目的。

　　事實上，迎神賽會的「賽」字，其本意就有以祭祀酬謝神明之意，古字又通「塞」，有滿足、靜默的含意。因此，這一類的活動，可以說是為了讓人與神同歡共樂，讓社會在熱鬧滾滾之中宣洩其爭奪與競爭的欲望，然後回歸平靜與祥和。

　　因此，我選擇「鬥陣」做為今年「拓展台灣數位典藏分項計畫」「公開徵選計畫」的母題，主要是祈願有志從事「數位典藏」工作的朋友，能招集同志，組成團隊，聚合在一起，相互切磋琢磨，共同將台灣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數位島嶼」。

2011年8月3日農曆七月初四，寫於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