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吾妻是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同班同學，我們相識在1978年秋天，相戀在1987年夏天，數月之後，她遠赴美國留學，我到中央研究院工作。1989年，她返國，換我赴美求學。直到1994年，我獲得博士學位回國，我們才結束多年的苦戀與萬里相思，並在1996年結婚。
婚後，我應邀到巴黎短住、訪問，她辭卸了所有台北的工作和羈絆，買了一雙硬底的義大利短統皮鞋，和我攜手到歐陸行走。從此之後，她不再有自己的事業，總是陪著我，到美國、歐洲、日本、馬來西亞……，到台灣各地，東奔西跑，南行北走。她唯一專屬的天地，只剩繪畫。
吾妻從小就喜歡畫畫，在中小學階段也以畫畫贏得不少獎項和師長的讚許。但是，她從未被鼓勵或被允許以繪畫做為專業或職業，只能在學業與工作之餘，斷斷續續的求教於早年畫壇的一些名家、前輩。直到婚後，拋棄原有的生涯規畫與俗務之後，她才開始專注於繪畫工作。
我還記得，她第一次舉行畫展是在1999年2月，雖然是和「清新雅集」的朋友聯展，仍然令人高興。畫展地點在台北市的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開幕當天，我們順便逛了逛植物園。那時，還是早春，有點冷，但有一些樹的枝椏已開始長出新葉。那天的心情確實很興奮，因為，我不僅看到了春天，還看到吾妻在藝術創作世界寫下了第一頁。
我們都是在海邊出生、長大的孩子。她在花蓮出生，一直到小學階段才搬到嘉義，而我則是出生於雲林台西，直到小學畢業才搬到北港，並到嘉義的輔仁中學就讀。上下學的時候，我們都在嘉義市區騎過腳踏車，當年，彼此可能在馬路上交錯而過。不過，花蓮的海和我故鄉的海截然不同。那種湛藍、沈靜的海平面，細膩、綿長的沙灘，以及偶而飄起的純白浪花，在台西永遠也看不到。從小在海邊，我所看到的只是灰濛濛的一片，只是混濁的泥水，只是漂流的尸體和水鬼的傳說。
我們的童年世界在同中有大異。我們的性情和才能也有分殊和歧異。她長於影像、色彩和微觀，對於人事物有近乎「潔癖」的唯美要求；我長於文字、言語和宏觀，對於世界有「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入世」固執。但我們總能從對方身上找到自己所欠缺的東西，總能在對方的映照之下修飾自己的儀容。我們喜歡暱在一起，烹茶、讀書、看電影、散步。住在南港中央研究院旁十餘年，雖然山形不美，溪岸醜陋，但我們仍然喜歡在當地的四分溪畔散步。雖無美景可看，但偶有白鷺鷥獨立溪流啄食魚蝦，或遨翔其上，仍有其可觀之處。而溪畔的民宅常將一家大小的被服掛晒在窗外，五顏六色，繽紛多彩，也是一景。至少，讓我們嗅到了尋常人家的那股「平平安安」的味道。
工作之餘，駕車出遊也是我們共同的嗜好。我們最愛去看花。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每一年的夏天，我們都會到桃園的觀音鄉一帶看荷花，每一次，在炎炎的夏日之下，我總會不由自主的想到李義山「荷葉生時春恨生，荷葉枯時秋恨成」的詩句。我沒有李義山的恨，但稍能體會他的惆悵。有一年，我們過了花季才去賞荷，又逢秋颱之後，滿園的殘花敗葉，確實令人看得有點心疼。不過，觀音的荷花，在我們的記憶裡，似乎總是盛開著。
士林官邸是台北市區內少數可以看花的地方。我雖然不喜歡湊熱鬧，也不愛造訪「豪門」，但爲了看花，偶爾還是會和妻子去逛逛。在那裡，據說梅花與玫瑰是「領袖」和「夫人」的最愛。事實上，這兩種花的確受到特別的照顧。2004年的2月，我們曾爲了幾枝臘梅前去觀賞。不過，我這尋常百姓，站在權貴者的「御花園」內，卻常覺得不太自在，出了官邸之後，側身於圍牆邊的一叢亂草旁，反而讓我舒坦不少。看來，我注定要做一個永遠的「在野黨」，所幸，吾妻頗能通讀《論語》，常以「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相勸慰。
2007年8月，我們一起到國立中興大學任職，也從台北移居台中。這真是一段奇妙的因緣。我們為何而來？我們何時離去？都「不可說」、「不可知」、「不可思議」。我們只能一如往常，自然、率真的生活、創作，尋求兩人生命更親更密的契合。而來到中興大學之後，短短數月之間，吾妻竟能在教學、演講、辦理藝術活動之外，還彩繪數十件T恤及布包提供校方義賣，並將2007年10月至2008年2月所繪的十七件代表作品集結成冊，我亦覺不可思議。只能歡喜讚嘆！但願吾妻未來能繼續和更多的人分享她更美好、更精進的藝術世界。
寫於國立中興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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