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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1日 星期四

瘟疫、社會恐慌與藥物流行



[《文史知識》,2013:72013),頁5-12]

                                         
壹、引言:瘟疫再臨

20133月下旬,禽流感病毒H7N9侵襲人類的案例,首先見於中國的上海,隨後在長江中下游的省份(江蘇、浙江、江西、湖南等)也陸續發現一些病例,並有逐漸擴散的跡象,連黃河流域的省份(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也無法倖免,病毒甚至還被大陸台商帶回台灣。截至20134月底,雖然所有的確診病例才128個,死亡也才26人,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認為不太可能造成大流行。但是,因為傳染途徑是經由人類經常接觸的鴿子與家禽,而被感染的禽鳥卻無症狀,也不會死亡,因此,格外難以防備。更令人擔憂的是,有些專家認為一旦病毒基因突變,可能會演變成人傳人的流行性感冒。因此,海峽兩岸的政府還是提高警覺,並啟動相關的防疫機制,連周邊的地區和國家也不敢輕忽其潛在的危險。

而民間的反應則更激烈。網際網路上充斥著各種流言:有人說H7N9已經演變為人傳人的病毒;有人說這是西方強權的生化攻擊;有人說政府隱匿疫情的嚴重性。口罩、溫度計、洗手乳、消毒液、克流感(Tamiflu)、板藍根等醫護、防疫器材與藥物開始熱銷,禽鳥或被撲殺或乏人問津,活禽交易與觀光旅遊市場開始遭受打擊。這是非常典型的瘟疫所造成的社會恐慌現象。

貳、恐慌的宗教反應

這樣的恐慌本身其實也是一種瘟疫,而且,並不是第一次出現。2003年「煞死病」(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流行時,海峽兩岸便有過類似的現象。而在中國歷史上,類似的恐慌更是不乏前例,只是面對恐慌時的反應與應對措施不盡相同而已。

就以東漢末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約從西元三世紀起一直到六世紀)來說,在四百年左右的時間裡,「正史」記載的「大疫」流行至少有二十七次,平均一、二十年便爆發一次。在瘟疫的陰影之下,人總不免會有所不安、惶惑和恐慌,必須尋求解答與慰助。而當時的宗教,無論是傳統的巫覡信仰,還是新興的道教,乃至外來的佛教,都成為恐慌者的心靈「解藥」。巫覡的「厲鬼」說和道、佛二教的「末世」(末劫)論,都被用來理解瘟疫的流行,都曾引起廣大的共鳴。而符咒、祓禳、齋戒、悔過、誦經、祭禱等宗教法術和儀式,也大為風行,即使是最高的統治者也奉行不二。例如,隋文帝開皇十二年(592),當時首都長安流行「疾疫」,隋文帝便召來剃髮為僧的儒士徐孝克(527-599),令他「講《金剛般若經》」,企圖消弭瘟疫(見《太平御覽》、《佛祖統紀》等)。

參、恐慌的醫藥反應:從白犬膽到板藍根

面對瘟疫,尋求醫藥救助也很常見。不過,在極度恐慌之下,有時候不免會有些荒腔走板的演出。例如,東晉元帝永昌二年(323),百姓訛言「蟲病」流行:這種蟲會吃人皮膚、肌肉,造成穿孔,而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這個謠言從淮、泗一帶一直傳到京都(建康),「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都覺得自己已經染病。不過,當時也傳出解救之道:當蟲還在體表時,「當燒鐵以灼之」,嚴重的話,就要用「白犬膽以為藥」。因此,大家紛紛找人燒灼,有人甚至自稱能燒鐵,專門替人燒灼治病以牟利,還真「日得五六萬」。白犬的價格更是「暴貴」,漲了十倍,大家紛紛搶奪。不過,這畢竟只是傳言,並非真正爆發瘟疫,因此,四、五天之後便平息了(見《宋書五行志》)。

H7N9病毒對人類所造成的傷害當然比西元四世紀的「蟲病」真實,再加上過去遭逢瘟疫的恐怖經驗,雖然感染與死亡的人數還不多,社會恐慌依然出現。板藍根(Radix Isatidis)熱潮就是指標。

板藍(菘藍;馬藍)是傳統的中草藥,《神農本草經》便有關於「藍實」藥性與功效的記載,而從南北朝時期陶弘景(456-536)的《名醫別錄》起,到明代李時珍(1518-1593)《本草綱目》,此物一直是中國本草學家著錄與討論的藥物之一。至於板藍根,則在宋代廣泛的被用來治療中風、蛇蠍螫傷、藥毒、傷寒、下痢等疾病(見《太平聖惠方》、《聖濟總錄》等),明代治療各種疾病的複方之中,板藍根也是常見的組合成分之一(見《普濟方》等)。

不過,近代以來,板藍根受到矚目似乎是始於1988年上海A型肝炎流行期間,但廣為人知則可能肇因於2003年「煞死病」流行所引起的恐慌。不過,當時主要還是以「民間偏方」的方式流傳。而這一次,則有了官方的倡導或鼓動。例如,201343,江蘇省衛生廳制訂、印發了《江省人感染H7N9禽流感醫藥防治技方案(20131版)》,文中建議「高危險人群」要服用中藥,其中便包括「板藍根沖劑」(板藍根顆粒)。這個「方案」一出,「板藍根」立刻熱銷,甚至被認為是「萬能藥」。根據中、港、台、日、美等地的媒體報導:中國有將近五成的受訪民眾表示會去買板藍根;上海市中心的一家藥店設立了板藍根專櫃;南京的大學生開始流行以「板藍根」取代咖啡,有人則創出加牛奶、咖啡的混搭喝法。浙江省的養雞戶和江蘇省的蘇州動物園甚至還拿板藍根餵養動物疫情較多的南方,從上海到廣州許多藥店的板藍根都銷售一空價格也跟著飛漲。到了四月中旬,連北京的板藍根藥材也已缺貨,只剩顆粒製劑。事實上,板藍根顆粒已經進入了中國國家基本藥物目錄,販售價格必須執行政府的「指導價」,但在搶購的熱潮之下,官方的定價很輕易就被打破,例如,湖北省物價局在四月份針對武漢市藥店進行突擊檢查時便發現,當地有些藥店的板藍根顆粒實際售價已經是官價的十倍。

當然,根據媒體的報導以及網際網路上流傳的訊息來看,仍有許多人拒絕盲目跟從這一波的板藍根熱潮,對於其效用及搶購行為,或加以嘲諷,或予以駁斥。若干藥物專家也紛紛提出警告,勸告民眾不要胡亂服藥或過度用藥,以免防疫不成反而產生不良的副作用。

肆、防疫藥物的先鋒:洗瘴丹

在傳統中國的醫藥史上,板藍根基本上只是眾多具有「清熱解毒」的藥物之一,而且,很少作為單方使用。我不知道中國民眾和官方何以會選擇板藍根做為防治禽流感的藥物,這或許是來自近代民間的「經驗方」,或許是根據實驗室的科學實證研究結果,或許是社會恐慌之下的隨機選擇或藥商行銷。無論如何,如果真要選擇一種簡單易用,又能配合南方的風土, 而且還要有醫藥經典為憑據的藥物,那麼,檳榔的妥適性理應在板藍根之上。

檳榔此物,唐末五代初年侯寧極(926-930之間的進士)的《藥譜》曾給予「洗瘴丹」的別名。從此之後,從五代北宋初年陶穀(903-970)的《清異錄》、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刊刻,由施元之(1154年進士)、顧禧(fl. 1131)注,施宿(1164-1222)補注的蘇東坡詩集《註東坡先生詩》(《施註蘇詩》)、元末明初陶宗儀(1329-1410)的《輟耕錄》、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一直到清代諸多的筆記、詩文,「洗瘴丹」這個別名始終是檳榔的專用,由此看來,檳榔必定與防治瘴癘、瘟疫有關。而大量宋、元、明、清時期的詩文中,凡提到中國南方的瘴癘之氣時,無論是親身遊歷之記、送行贈別之作,還是追憶遙想之詞,也常常會同時提到檳榔。

事實上,不少「外地人」到了南方(尤其是嶺南、閩粵一帶),都會入境隨俗而嚼食檳榔,而其動機就是為了防瘴辟瘟。例如,北宋蘇軾(1037-1101)〈食檳榔〉一詩便提到:

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虚畏泄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随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絶媚嫵,誅彭勲可策,推轂勇宜賈。瘴風作堅頑,導利時有補。藥儲固可爾,果録詎用許。

這是東坡先生吃檳榔的初體驗,滋味有苦有甘,評價有褒有貶,但他還是相信檳榔具有藥效,而人在瘴風之地,也不得不吃。其次,元末明初的劉基(劉伯溫,1311-1375)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有一首〈初食檳榔〉詩便說:

檳榔紅白文,包以青扶留。驛吏勸我食,可已瘴癘憂。初驚刺生頰,漸若戟在喉。紛紛花滿眼,岑岑暈蒙頭。將疑誤腊毒,復想致無由。稍稍熱上面,輕汗如珠流。清涼徹肺腑,粗穢無纖留。信知殷王語,瞑眩疾乃瘳。三復增味歎,書之遺朋儔。

這是劉伯溫到了南方,在「驛吏」的勸說之下,為了防治瘴癘而嚼食檳榔的經驗談。此外,清代士人從中國大陸到瘴癘之鄉的台灣,其經驗更是豐富。例如,清嘉慶十一年(1806)纂修完成的《續修臺灣縣志》,便收錄了一首「檳榔」詩云:

臺灣檳榔何最美,蕭籠雞心稱無比。乍嚙面紅發軒汗,鵔鵝風前如飲酏。人傳此果有奇功,內能疏通外養齒。猶勝波羅與椰子,多食令人厭鄙俚。我今已客久成家,不似初來畏染指。有時食鮆苦羶腥,也須細嚼淨口舐。海南太守蘇夫子,日啖一粒未為侈。紅潮登頰看婆娑,未必膏粱能勝此!

這是在讚美檳榔的滋味,也說明大家嚼食檳榔的理由在於它有「奇功」,也就是所謂的「內能疏通外養齒」。此詩作者剛來臺之時,也不太敢吃,但「客久成家」,逐漸就接受了,有時吃了「鮆苦羶腥」的食物之後,還必須「細嚼」檳榔以「淨口舐」。而清代文獻,從蔣毓英《臺灣府志》(1685)、高拱乾《臺灣府志》1695)、陳夢林《諸羅縣志》1717)、李丕煜《鳳山縣志》1720)、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1752)、薛志亮等《續修臺灣縣志》1806)、周璽《彰化縣志》1832)、陳培桂,《淡水廳志》1871)、到連橫《臺灣通史》1920)等,在提到臺灣人嗜食檳榔的風氣時,大多會注意到臺人吃檳榔的原始動機就在於辟除瘴癘之氣。

伍、檳榔的醫藥功能

中國並不是檳榔的原鄉,但接觸甚早。西漢武帝之時(140-87 BC)司馬相如所寫的〈上林賦〉,在描述長安上林苑(皇帝的御花園)的景物時,便提到一種叫做「仁頻」的植物,而根據唐人的注解,仁頻就是檳榔。事實上,漢人所撰的《三輔黃圖》也提到,漢武帝在元鼎六年(111 BC)滅了南越之後,曾經從南越(兩廣、越南一帶)移來各種「奇草異木」,種植在上林苑中新建的「扶荔宮」,其中,便有「龍眼、荔枝、檳榔、橄欖、千歲子、甘橘」各百餘棵。這或許是檳榔樹首度越過長江流域,進入華北地區。

當然,隨著南越納入漢帝國的版圖,當地的檳榔樹也可以說就成為「中國」的物種。不過,在西漢時期(206 BC-24 AD),身處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北方人對於檳榔應該還非常陌生。但是,到了東漢時期,章帝時(76-88 在位)的議郎楊孚在《異物志》中已清楚的描述了檳榔樹的外觀、生物特性、檳榔子的食用方式和功效:「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異物志》原書已經亡佚,我們根據的是北魏(386-534)賈思勰《齊民要術》的引述,因此,中國人對於檳榔的清楚認識是否可以前推到西元第一世紀,還有爭辯的空間。但是,西元第三世紀的吳普《本草》和李當之《藥錄》都已提到檳榔,南朝陶弘景《名醫別錄》更是針對檳榔的產地、藥性和功效(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寸白)詳加介紹。由此可見,檳榔很早就進入中國的醫藥知識體系之中,中國對於這種原產於異邦他鄉的「異物」的容受,最早可能是出自醫藥方面的考量。

總之,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醫家很快的便將南方「土產」的檳榔納入本草世界,並且開始研究、配製以檳榔為主要成分的各種藥方,而東晉南朝的皇親貴戚、富家豪族,乃至僧人,也開始流行「吃檳榔」。雖然,當時並沒有文獻明白指出他們吃檳榔的目的,但是,因為檳榔在嶺南之外的地區還是相當難得的珍異之物,因此,「誇富」、炫耀應該是動機之一。其次,交州、廣州一帶雖然是可怕的瘴癘之鄉,但也是充滿「財富」和機會之地,到當地仕宦、商貿,是一種難以抗拒的誘惑。因此,為了防治瘴癘,「入境隨俗」而食用檳榔,可能也是南方王朝轄下的士人、民眾沾染此風的原因。

不過,早期的中國醫方或一般文獻似乎並未特別強調檳榔辟瘴、防瘟的效用。到了唐宋時期才有了明顯的變化。例如,在唐昭宗時期(889-904)曾任廣州司馬的劉恂,其《嶺表錄異》便記載:

安南人自嫩及老,採實啖之,以不婁藤兼之瓦屋子灰,競咀嚼之。自云:交州地溫,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噉檳榔,然不甚於安南也。(引自李昉等編,《太平御覽.果部.檳榔》)

北宋的本草學家蘇頌(1020-1101)也說:

嶺南人啖之以當果食,言南方地濕,不食此無以袪瘴癘也。(引自李時珍,《本草綱目.果之三.夷果類.檳榔》)

南宋羅大經(1196-1242?)《鶴林玉露》也記載: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醺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痰,餘酲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

根據羅大經的觀察,當時嶺南人認為檳榔「可以禦瘴」,而且嚼食風氣非常興盛,已到了「以檳榔代茶」的地步,而他自己的體驗則是:「醒能使之醉,醉能使之醒;飢能使之飽,飽能使之飢。」這也就是後來屢屢被文人、雅士所引述、討論的檳榔「四功」。

不僅民俗以嚼食檳榔「禦瘴」,當時的醫方中也有不少是以檳榔為主要成分複方,例如,延年桃奴湯、木香犀角丸、木香丸、七聖圓、紅雪通中散、七寶散、達原飲、三消飲、芍藥湯方、檳芍順氣湯等,被用來治療山瘴、溫瘴、瘴毒、瘧疾、伏連鬼氣、瘟疫、下痢等傳染性疾病(見唐代王燾《外臺秘要》;宋代《太平聖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蘇軾、沈括《蘇沈良方》;陳自明《婦人良方大全》;明代吳有性《瘟疫論》等)。而李時珍《本草綱目》總括檳榔主治的各種疾病便有:

消穀逐水,除痰澼,殺三蟲、伏尸,療寸白(別錄)。治腹脹,生搗末服,利水穀道。傅瘡,生肌肉止痛。燒灰,傅口吻白瘡(蘇恭)。宣利五臟六腑壅滯,破胸中氣,下水腫,治心痛積聚(甄權)。除一切風,下一切氣,通關節,利九竅,補五勞七傷,健脾調中,除煩,破癥結(大明)。主賁豚膀胱諸氣,五膈氣,風冷氣,脚氣,宿食不消(李珣)。治衝脈為病,氣逆裏急(好古)。治瀉痢後重,心腹諸痛,大小便氣秘,痰氣喘息,療諸瘧,御瘴癘(時珍)。

其中,瘧、瘴癘、諸蟲(三蟲、伏尸、寸白)等,可以說就是現代所謂的「傳染病」,或是俗稱的「瘟疫」。由此可見,對於傳統中國醫家來說,檳榔不僅是「洗瘴丹」,還頗接近「萬能藥」。

陸、結語:藥物的古今之變

不過,古人對於嚼食檳榔是否真能防治瘴癘,其實也有不同的看法。包括南宋周去非(1135-1189)的《嶺外代答》、吳興章杰的《瘴說》、明代本草學家盧和的《食物本草》,都曾討論過檳榔的醫藥功效,也都認為檳榔並不是百利而無一害,如果經常食用,會導致「臟氣疏洩」。至少,若未染病,不應該為了要預防而吃檳榔,否則會「耗氣」、「有損正氣」。不過,他們似乎並不完全否定檳榔能緩解「瘴癘」所引起的一些症狀。

但是,到了近代則不同了。尤其是在台灣,檳榔幾乎已經被徹底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199748日官方核定的〈檳榔問題管理方案〉,列舉了檳榔所帶來的四大問題:一是個人健康(嚼食會增加罹患口腔癌的風險);二是自然生態(種植氾濫會嚴重影響水土保育);三是公共衛生(檳榔殘渣會污染環境);四是社會秩序(風俗)。於是乎,「檳榔有害」便成為臺灣社會的主流價值,有些學者甚至認為檳榔會招致「亡國滅種」,並大聲呼籲要「早日把這些檳榔危害清除乾淨」。

從萬能的藥物到被人厭惡的毒物,檳榔形象與評價的古今之變可謂大矣!目前正在風行的板藍根,乃至克流感等防治禽流感的藥物,是否有一天也會被人唾棄?還是會盛行不衰?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201358日完稿於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