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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4日 星期四

「三民」情義





 
在當今以「市道交」、以「利益論」的「重商」社會裡,談「情義」似乎有點沉重,或有點虛偽。但時值三民書局成立六十周年前夕,論「三民」帶給我最強烈、最鮮明的印象,似乎也只有「情義」二字才能表述。

 
我與「三民」的因緣,應該是肇始於二十多年前參加《新史學》雜誌社的籌辦與社務。從創辦以來,在許許多多的《新史學》聚會上,創社的師長常常提及的一段「往事」,就是「三民」「頭家」劉振強先生「義助」《新史學》之事。此事雖然已由杜正勝先生正式撰文〈仗義護持文化〉批露,並刊佈在2003年出版的《三民書局五十年》。但是,一直到今年(2012年)的社長交接(由黃寬重先生交給李貞德女士)典禮上,杜正勝先生在致詞時,還是再一次敘述這段往事,似乎擔心新進社員不知,老的社員遺忘「三民」的這項義舉。我想,這將會成為《新史學》「歷史」中的重要篇章。

 
至於我個人,則是因出書、編書的關係,和「三民」有了另一種接觸。我前後在「三民」出版了《小歷史:歷史的邊陲》(2000年)和《疾病終結者:中國早期的道教醫學》(2001年)二書,這也是我最棒的出書經驗,因為,這是我所有著作中最不擔心校對、勘誤的二本書。「三民」的編輯幾乎是當作自己的書在處理,細心與耐心成就了非凡的品質。

 
不過,最讓我難以置信的還是「三民」的「電腦排版系統」。我還記得有一次到「三民」拜訪劉先生,談及電腦的中文「缺字」問題,也就是說既有的漢字編碼系統(如Big5GBUnicode等)所沒有的字,便無法在數位化的檔案中以文字的形式存在及顯示。當時,劉先生非常得意地說,「三民」沒有「缺字」問題,因為他不惜耗費鉅資,獨立開發、研創一套自用的漢字系統,任何一個字都可以「造」出來,並且有統一的風格。若是考慮成本,「三民」大可使用坊間既有的字形字庫,碰到罕見字,則以通俗字替代,或是再請人「造字」。只是如此一來,有時難免無法真實呈現古籍的面貌,或是損及字形風格的一致性。可見劉先生對漢字的美有一份特殊的愛;對於完整地傳承並創新漢字文化,進而帶到「數位世界」,有堅定的使命感;對於要給讀者「好看」的書,也有強烈的責任心,以致不顧生意上的盈虧、得失。

 
另外,在我協助「三民」編輯《文明叢書》的過程中,也有兩件事讓我感念不已。《文明叢書》總策劃是杜正勝先生,最早的編輯委員有康樂、王汎森、李建民三位先生和我。康先生(1950-2007)雖然年紀最長,但因最富編輯經驗,因此,一些實務上的細節,包括書本的大小、版面的格式、字距與行距等,其實都是由他一手設計。康先生生性豪邁不羈,又有道家「為而不有」、「功成不居」的修為,因此,很少人知道這套叢書得以問世,除了劉振強先生的文化理念及杜正勝先生的擘畫之外,還有康先生的「苦勞」。因此,當康先生在2007年突然仙逝之後,我便請求「三民」在《文明叢書》的編輯委員名單中保留他的名字。沒想到這個唐突的請求竟然被接受了,而康先生也得以和這套叢書繼續「活」著。只是我輩努力不夠,邀稿不力,撰述不足,無法大大顯揚康先生的名字。真是慚愧!

 
再一件事則是一位老友的「事故」。有一年,這位朋友家中經濟突然出現狀況,困窘不已,因我曾以《文明叢書》的名義向他邀稿,因此,他便提出「借支」稿費的請求。我生平從未向人借過錢,在電話中聽到他的請求,相當錯愕,但怕他真的度不過難關,只好厚著臉皮,向「三民」轉達他的「請款」,沒想到迅速獲得正面的回應,這位朋友也得以解燃眉之急。後來才知道,歷年來受恩於「三民」劉先生雪中送炭的窮書生還真不少。在這個年代,只憑讀書人的「名字」就給予「信用」貸款的,大概只剩「三民」了。

 
在這個亂離的時代,在充滿猜疑與背棄的世界,「三民」始終如一的情義, 格外令人感念。期盼已經有一甲子輪迴的「三民」,能有干支交錯而不息的永恆歲月。

2012/10/04
 

2012年10月2日 星期二

何謂「文明」?:北京印象之1






每次到外地旅行,我總喜歡觀察當地街道上的「廣告」,尤其是那些由政府貼示的「標語」。在我看來,官方的「標語」最能反映統治者或其人民的願望或焦慮,榮耀或挫敗、欣喜或痛苦,有時是赤裸裸的宣告,有時則只是隱喻,需要花點心思猜測。

以我2011年的成都之行來說,我看到了當地政府所做的「文明成都,共創共享」的系列廣告,海報內容,是以十個不同身分的女子為主角(護士、空姐、舞者等),宣稱「我不與XXXX的男生約會」,所訴求的不外乎希望市民(尤其是男性)遵守一些良好的衛生習慣(如隨地吐痰、赤膊上街)、社交禮儀(如說髒話、吵架鬥毆)和生活規範(如酒後駕車、亂扔垃圾)。雖然非常文雅的定調為「我和文明有個約會」,但這和二十世紀初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新中國」,以及國民黨政府在海峽兩岸前後推動的「新生活運動」(「國民生活須知」)一樣,都還是以外在的、粗淺的西方「文明」形式做標準。這似乎意味著中國經過一百年仍然無法「全盤西化」或「現代化」。孫文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標語,還可以再掛出來。

而今年2012年)首度走訪北京,更讓我吃驚,因為街頭上赫然出現「文明是城市之魂」的標語,連所謂的「北京精神」之中,也將「文明」與「愛國、創新、包容」並列

在我看來,城市本身就是「文明」的產物,也是「文明」的表徵。無論是在近東、北非、希臘、南亞、東亞,還是美洲,考古學家在尋找人類「文明」的起源時,無不將城基、城牆或是大型的建築物遺址視為主要證據,甚至當作「國家」出現的標誌。因為,能夠建築城牆、宮殿、神殿,並讓部分人口「城居」,意味著權力與資源的集中與再分配;意味著社會分工與階層分化,至少會出現較為專業的食物生產者、工匠、知識或宗教人、武士及統治者。同時,這也意味著在某個地域範圍之內,會有二個或二個以上的大型而複雜的社會群體同時並存與敵對,通常還會有戰爭與屠殺。更深一層來說,這也是人類能馴服自己或他人的一些「獸性」和「本能」的體現。因此,也有人認為,所謂的「文明」,其實就是人類和禽獸的差異之處,也就是人類的「非獸性」或「反獸性」行為。而「文明」的確帶給人類規範與秩序,繁榮與強大,但是,未必真能帶給人類幸福與快樂,更不能和「天下太平」、「逍遙自在」劃上等號。

就此而言,北京當然是個文明的城市。我們甚至應該說,這一座已千年左右帝國都城,又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強權國家的首都,本身就是「文明」,而且是太「文明」了,已喪失了原始、自然、狂放的獸性。那麼,這個文明古國的現代政府何以還一再呼喊著要「文明」呢?還真令人搞不懂。
  
                          2012/9/16寫於汐止香榭花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