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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8日 星期日

被攔阻的欲望:《光影寫真》0001

[2005/11/13,雲林台西,海埔新生地,貓]

父兄在海邊的漁塭經營養殖業,母親就長期住在那裏。堆放飼料的房間不時有老鼠出沒,母親便養貓捕鼠,並不時帶牠們在魚塭的隄岸上巡視。

住在海邊的貓大多壽命不長。成群結隊的流浪狗是牠們最大的敵人,偶而呼嘯而過的台北釣客的汽車也頗有殺傷力。另外,則是貓本身的貪婪所釀的禍。

雖然有老鼠可以捕食,母親也會餵食貓飼料或家中的殘肴剩飯,但因收成的季節會捕捉魚蝦上岸,魚塭中也不時會有魚蝦跳動。貓嗜腥的欲望便不斷的被挑動著。照片中的這一隻小花貓,便對於魚籃中的蝦子極感興趣,不斷繞行其旁。後來,這一隻貓,在一個夜黑風高的夜裡,自行到魚塭旁「釣蝦」,不慎跌落水中,被魚網纏住,脫不了身,終遭溺斃。

牠不是第一隻這樣死去的貓,也不會是最後一隻。


2006/12/寫於南港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前方是光明,還是晦黯 ?:《生命串流》0008

[2006/4/27,花蓮七星潭,海灘]

有幾次看海,都是在心情低沉到了極點的時候。

我的故鄉有賭博的風氣,尤其是陰曆年的春節前後,更是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會賭上幾把,我也從小就學會各式各樣的賭博。不過,我算是一個理性的賭徒,輸光了籌碼就走人,毫不留戀,也不會有復仇的念頭。

我還記得,1988年的春節,我在台西老家和幾個堂哥打麻將,打了一整夜,輸光了身上所有的錢,便在黎明時分,徒步走到海邊,在防波堤上坐了一個上午,靜靜的看著灰濛濛的海水不斷湧來,懷想早年祖先如何從這個地方上岸。當時,他們想必是一無所有。

1991年的春節,我是在美國東岸的大西洋城度過的。獨身在異邦,碰到大節日,只好跑到賭城,玩「拉霸」和輪盤,稍稍模擬在家鄉過節的「禮儀」。那一次,大戰通宵之後,又輸光了身上所有的現金,只好走到大西洋邊,遙想歐洲人當年如何從這個地方上岸,當時,他們可能也是一無所有。

2006/12/寫於南港

在蕭瑟中才看得見靈魂

[2005/11/18,普林斯頓大學,楓]

一年四季,我最喜歡秋天。

春天一切都太新,到處都充滿不安的氣氛。

夏天有興奮之後的慵懶和散漫,常常提不起勁。

冬天則太接近死亡,總是太匆忙,急著結束所有的悲歡離合、恩怨情仇。

惟獨秋天,早秋從容不迫,中秋成熟豐滿,晚秋雖然蕭瑟,但餘韻猶存,可以細細的咀嚼前塵往事,可以慢慢的安排後事,藏歛一生。

2010年11月21日 星期日

花樹.賦別:《生命串流》0007

[2009-2-19-台中中興大學校園]


2007年夏天,我來到了中興大學。剛來的第一年,一切陌生,一切新鮮,一切煩亂。時間被接二連三的會議和訪客切得零零碎碎,教學和研究工作也不時擾動生活節奏;步調和心情總是急急切切。雖然經常在校園內外穿梭,也注意到樹木和花草隨著季節的推移變換著顏色,但我總是匆匆掠過,不曾駐足觀看。

一直到現在,日子依舊匆匆。不過,我逐漸學會暫時的停頓,也逐漸見識到中興之美。今年一、二月,在綜合教學大樓後方,進善亭的旁邊,我看到了兩株盛開的櫻花,提點春天的到來;二、三月,在靠近南門路的機車停車場和食品加工廠附近,我看到了一簇簇芳香而艷紅的羊蹄甲,有些嬌羞,有些俏皮,有些熱情;三、四月,在興大路上,我看到了一長排的洋紅風鈴木,以肥碩的花壯闊綠川的彼岸;四、五月,在惠蓀路和椰林路的交會處,我看到了好幾棵阿勃勒,懸掛一串串的黃花,一路向森林館延伸,宣示夏日午後的慵懶;五月,在弘道樓和萬年樓前的中庭,我看到了鳳凰木,雖然沒有鳳凰,花卻開始飛翔,預演著別離的場景。

我看到了,有些樹木會捨棄一些枝枝葉葉,以便開出最燦爛的繁花。我想,我們的人生也應如此。在邁向新的旅程之前,必須揚棄一些繁重的習氣與包袱,必須遺忘一些難解的困惑與糾葛,必須斬斷一些恩怨與情仇。我們必須竭盡心力,展現自己最真、最善、最美的靈魂,留下一身花樹,輝煌而動人。
                          
2009515日,寫於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室

2010年11月20日 星期六

亂離的年代:《生命串流》0006

[2005/11/18,普林斯頓大學,楓]


200511月,我應邀參加美國宗教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在費城舉行的年會。會議期間,抽空在18日返回母校普林斯頓大學訪友。

當天氣溫大約只有攝氏五、六度,風吹得冷颼颼的,由於友人(陸揚)正忙,我便獨自在校園中閒逛。雖然時序已是冬季,但楓葉仍未盡落,只是在風中顯得有點零散,似乎隨時會離枝,令人有飄搖之感。

還記得當年我剛到普大唸書的時候,正好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過後不久,當時,有不少「民運」人士因「避難」而到了普大,看到他們倉皇、不安的神色,讓我對於中國歷史上一些「亂離」的時代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而今,我竟然在台灣感受到了一種新的、說不清楚的「亂離」氛圍。但無論世風如何,我想,我必須和枝頭的楓葉一樣,即使枯落,姿影也要優雅。


初稿:2006/12/寫於南港
二稿:2010/11/20寫於台中中興大學

在沼澤中要有飛翔的意志:《生命串流》0005

[2005/11/18,普林斯頓大學,卡內基湖,雁]


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校園的東南方原有一片沼澤地,後來由美國的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 1835-1919)捐款,在1906125日開始動工開鑿為人工湖,做為大學划船隊的練習場地。

這座卡內基湖(Lake Carnegie)向東連接到磨石溪(Millstone River),向西則連接到蝶拉威爾與拉利坦運河(Delaware and Raritan Canal)。

我在普大唸書的第二和第三年(1990/9~1992/8),便住在磨石溪旁的宿舍裡,傍晚時分,總喜歡在湖畔散步,也不時可以看到划船的校隊在湖中奮力搖槳,以及成群的雁鴨在水中嬉戲。

據說,那些雁是從加拿大來的,從前每年都會南下過冬,夏天才北返,卡內基湖原本只是牠們往返寒熱帶途中的休息站。後來,因普林斯頓當地氣候暖化,食物豐盛,有一部分的雁鳥逐漸肥得飛不動,或不願再南北奔波,便長期住了下來,棲息在湖泊附近的林地。

那時,我自覺像一隻深陷沼澤地的加拿大雁,深怕不能返鄉。

2006/12/寫於南港

煙不能決定自己的方向:《生命串流》0004

[2005/11/13,雲林麥寮,台塑六輕廠]


19828月,我入伍服役,先到鳳山衛武營接受一個多月的基礎訓練,然後轉到台北縣中和的財經學院接受三個月的專科訓練,結訓之後,分發到101師擔任陸軍少尉經理官。

101師的駐地在高雄縣的仁武鄉,營區緊鄰著當地的工業區,和台塑的石化廠為鄰。從我抵達仁武之後,一直到19845月退伍,我先在補運連擔任組長,先後負責過被服、糧食、油料的補給業務,後來則轉到師部軍官連的參四科擔任參謀,先後負責過油料補給、營務、工兵補給等業務。在一年多的時間裡,我不斷的在換職務和寢室,也不時任人差遣,經常東西奔走,南北往返。唯一不變的是,台塑的煙囪排放出來的氣永遠有惡臭,我的鼻腔黏膜甚至因長期受刺激而變脆弱,不時會流鼻血。

退伍之後,我以為從此可以擺脫台塑的毒煙,沒想到多年之後,台塑的六輕廠竟然就蓋在我台西老家的魚塭旁,又成為數百公尺之隔的鄰居。

我想,我當年的軍旅生涯就像台塑的煙囪所冒出來的煙,永遠不能決定自己的方向,而台西農民的命運也是一樣,永遠任人擺佈。

2006/12/寫於南港

2010年11月18日 星期四

我夢見了一隻鵝:《生命串流》0003

[這是南方澳漁港,是父親倒下之前希望重遊的故地之一]

2006812,中元剛過。夜裡,我夢見了一隻鵝,一隻沒有毛的鵝,躺在我的懷裡。那是母親交給我的,她說,那是家中飼養的鵝,好像病了,不知道是不是死了。

場景是在一部遊覽車上,我和母親坐在最前排的位子,車子平穩的前進,目的地卻不明。我們不曉得是要離家還是要回家。

我抱著鵝,牠一動也不動。我試著幫牠按摩,但牠的身體瞬間就熟了,像是普渡供桌上的祭品。我彷彿按到了一團腐肉,嚇得急忙縮手。但是,不久之後,那隻鵝竟然吐了一口氣,脖子逐漸下垂。我也慢慢醒轉過來。

醒來,我立刻想到,那隻鵝是父親的化身。父親兩個多月前剛過世,臨終前的一兩個月,我常到加護病房去看他,幫他按摩因為腹水而浮腫的手腳。那種一按就沉的肌膚觸感,很像夢中熟爛的鵝肉。那一段日子,我強烈的感覺到父親的肉體正急速的衰敗,一種聞不到的腐臭味時時刻刻彌漫在我的腦海。

父親下葬之後,那股腐臭的味道逐漸消失。沒想到,一隻鵝卻再度喚醒我的記憶。或許,我不該和人爭辯怎樣凝視死亡或傷痛。

就在做夢的前一天下午,我和一群朋友一起觀看一部名為『醫生』的記錄片,那是關乎兩個十三歲男孩死亡的影片。一個是醫生的兒子,因自殺而身亡;另一個是醫生的病人,因癌症而去世。我不喜歡導演訴說和治療傷痛的方式,我不贊同他閃爍其詞、遮遮掩掩的手法。我要求追查兩個男孩的死因,探討醫生的責任。結果,我對於影片的觀感,被視為是「尖酸」與膚淺的批評,是對於片中「醫生」的殘酷和不敬。

我非常的惶恐。我只是單純的認為,醫療的核心在於直接檢視傷口,釐清病因。即使是宗教的救贖,第一步還是要「自首」、「懺悔」,勇於「揭露」自己的罪過。但是,這的確不容易做到。即使是我自己,面對喪父之痛,我仍無法坦承自己是個不孝之子。我不斷的替自己辯解,未能晨昏定省、親侍湯藥,是因為「公務」繁忙,是為了以「功名」顯親。但我永遠忘不了,父親一直等著我帶他去環島旅行,去尋訪他年少時走過的港口。我知道,父親未能達成的最後巡禮,將會是我永遠的遺憾,永遠的傷痛。

我想,那隻鵝,那隻腐爛中的鵝,其實是我自己。事實上,我真的看到了一隻鵝。

就在做夢的那一天早上,我驅車到雙溪的蓮花園,打算拍一些荷花的照片。結果,秋天未到,荷卻先枯。滿滿的池塘,只剩幾朵殘破、碎爛的牡丹蓮。在那裡,我突然又聞到那一股腐臭的味道,似乎是我發炎的喉嚨和胃部湧出的氣味。離去前,荷塘中的一隻鵝,確實對著我叫了幾聲。

2006/8/14寫於南港

2010年11月17日 星期三

迷路:《生命串流》0002

[Princeton 的雁鴨]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小雪。

中國的曆書上說:這一天太陽將過資經二四○度,氣候寒冷,並逐漸降雪。
中午,「新澤西一○一」(NEW JERSEY 一○一)電台的播音員似乎也說: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可能含在今晚飄墜下來。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起初,我一點也不以為意。因為,我才來到這個國度不到三個月,任何以英文傳佈的訊息都不太令我當真。也不敢當真,因為我總是只能聽懂或看懂一個句子中的若干單字,我無法完全信賴自己的猜測能力,以至於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街道上,我總覺得活得很不真確。

不過,這一次要下雪的消息我似乎沒有聽錯。因為,下午二時左右,一位來此多年的學長打了個電話來,殷切的叮嚀著說:要下雪了,得準備禦寒的衣物以及除雪的工具。而一掛下電話,我不由得慌了起來。

兩個多月前,在臺北,正是盛暑。那時,雖然知道這個地方冬天常會有雪,但是一則由於在臺灣始終不曾有過大寒的經驗,對於禦寒之事也就沒放在心上,二則由於臨行前過於忙亂,倉促間使沒能刻意去添購一些寒帶地區適用的衣物,以致連一雙在雪地上行走穿的雪靴也沒帶就來了。來了之後,雖然一再提醒自己要在初雪之前去買一雙雪靴和一件雪衣,可是一方面由於忙亂於應付課業和生活瑣事,另一方面由於不會開車,不願事事煩人相助,所以,便打算等自己拿到駕駛執照之後再前去採買。而駕駛執照雖然在兩星期前就到手了,採買的事卻一直沒有付諸行動。然則,雪可能立刻就要來了。

「雪就要來了,怎麼辦?」我獨自在屋內這樣愁惱了好一陣子。末了,找走出屋子,看看逐漸灰茫的天色,聽聽漸次加急的風聲,我猛然決定在雪來之前買一件雪衣、一雙雪靴。因為,錶上才三時一刻,夜未臨、雪未降。

驅動那一部由瞿海源、葉啟政、陳其南接續相賣到我身上的、歷史分明可考的福特「護衛者」(Escort),駛過哈里森(Harrison)街,上了一號高速公路,半小時不到的車程之後,一個右拐,我便抵達在這個地區頗具規模的「貴格橋購物中心」(Quakebridge Mall)。選擇這個地方,是因為約莫二十天前才搭友人便車來過,而其路線又最簡單、最不容易迷路。

停好車,進入由數十百家大小商店組成的建築群中,我決定挨門挨戶搜尋我要的衣和鞋。上一次來,匆匆在一家小店買了個枕頭和一床電毯就走,這一次,我決定趁機瞧瞧美國人的店究竟賣些什麼東西。

然則,這樣的決定卻是個麻煩的開端。

穿梭於人群與貨品之間,東瞧西看、左碰右觸,一時渾然忘記《老子》「五色令人目盲」的警語,也渾然忘記暖氣煦煦的建築上空正醞釀著一場風雪。待我覺得兩腿有些酸麻,雙眼有些枯澀之時,才警覺到時辰可能已經不早,一看腕錶,果然已是六時三刻。我的心立刻慌了起來,擔憂著:外面是不是已經下雪了?

倉促閒,我於是挑了件天藍色的雪衣夾克和一雙琥珀黃的長統雪靴,付了賬,連奔帶跑的趕離那座廠然的建築群。出了門,看看天地,還好,除了停車場上巨型水銀燈的自光之外,並沒有白茫茫一片的雪色。我頓時鬆了一口氣,可是,全黑的天色也令我暗暗焦慮著該如何尋著來時路回去。

曾想打電話請朋友來援接,可是,我想:只要上一號,筆直向北,找到哈里森街,左轉直走就是歸宿,應該不致有問題。更何況,「路在行進間就會出現」一直是我所崇仰的英雄信條。所以,略為躊躇,我立刻驅動車子,試圖把自己帶回住處。儘管,在那之前我絲毫沒有夜間駕駛的經驗。

怎料,出了「貴格橋購物中心」,在一個岔路口上,來不及看清指標,便被後面來車催迫的喇叭聲逼著隨意擇了一條公路開。而不到十分鐘我就知道在岔路上的那一次選擇錯了,因為路愈來愈暗,愈來愈狹,根本不像是一條高速公路。可是,前後不斷的來車卻逼我繼續盲目前進,直到路旁出現一塊稍敞的林地,我才靠邊把車停下來。
停好車,熄去引擎,我深深的吸了幾口氣,使自己慌亂的情緒稍稍平穩下來,開始思索歸去之道。

首先,我徹底的翻找車廂和行李廂,企圖找出一張地圖來。結果,除了一張紐約地下鐵道路線分佈圖外,便一無所得。悵然之際,我突然想到中國大陸的老作家蕭乾。記得他在晚年的一篇文章中曾警告過中年人:「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要忘了帶地圖」。我想替他補一句:「也不要帶錯地圖」。

坐在車中,扳了扳開始發凍的手指頭,想笑,笑不出來,想哭,又不敢哭。記得《晉書》上說: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有人說:他「率意獨駕」而「不由徑路」乃是在為那個亂世的生民找尋一條新的出路,而每每「痛哭而返」則是因為所找到的都是「窮途末路」。因此,我想,以阮籍這樣的襟懷和行徑,以西晉當時紛亂多變的世局來說,他是有資格哭、也應該痛哭。而我呢?我能哭嗎?

我走的是百年來讓中國人川流不息的留學之路,走的是一條師長所舖就、社會所認可的、似乎是榮耀的路,尋求的似乎也只是我個人知識和事業上的成就,而竟然在美國東部這樣的一個小鎮邊區迷了路,我能哭嗎?我能怪誰嗎?

我似乎只能怪自己在過去的歲月中過於慎重,始終不敢、也不曾單獨走過一條陌生的路,以致欠缺迷途的經驗和處理的技能。
是的,我始終不敢單獨走陌生的路。

小時候,在臺灣西部一個靠海的小村落裡裡長,記憶中,幾乎不曾一個人離開過那座村落。有幾次偷偷走到海堤上,看著退潮之後各種小生物在裸露的海灘上和海河邊生息動亂的景觀,曾有衝動要下去玩耍一番。可是一想起幾個熟識的童伴曾消逝在那一條海河邊、並且可能變成了傳說中在找替身的水鬼,我便退卻了。始終,也不敢一個人步入那一片陌生而充滿禁忌的領域。

十三歲,首度離家出遠門,到嘉義唸初中,是由父親用摩托車把我載到學校宿舍託付給神父照管,假日則跟隨著一些年長識途的同鄉搭車回家,一直到一、二十個來回之後,才敢一個人照著熟知的路線行動。三年裡頭,始終不曾走岔了路。

十六歲之後,上臺北讀高中、大學,也有姐姐、表哥、堂哥、阿姨輪流帶領著去熟悉那一座都市。在那兒七年,雖不曾踏遍每一條大街小巷,可是,在一個學生能走、該走的路線上,我始終走得極為平順、相當自足。不曾、也不敢去探一探其他的路線,所以,二十二歲之前也無迷路的遭逢。

大學畢業,應召入伍服役。當兵,雖然說是一種冒險事業,卻是一種集體的冒險事業。大家走在一起的、方向一致的路就是對的,無所謂迷路不迷路。算得上迷路與否的,只有那一位知道或不知道目的地的帶領者,而我始終都只是個聽命行事的少尉軍官,按著別人規定的路線前進,沒有人能責怪我什麼,我也不必冒迷路的險。

服完兵役,回到臺北的校園唸研究所,三年裹,走的又是一條簡單而明確的老路。直到我拿到碩士學位那天,我才有機會,也才想選擇一條可能會有些異樣的路。那一天,當我的指導教授問我何去何從之時,我的回答是:「到社會上去闖一闖,或是找個教書的工作。」然則,他笑了笑,搖了搖頭說:「闖什麼呢?毫無門路的,你瞎闖些什麼?教書嘛,你的學問選不行。最好的一條路還是跟我到研究院來多讀幾年書再說。」於是,我進入研究院工作,繼續走我最熟悉、父母和師長都認為最穩當的讀書、研究之路。

一年之後,有一天,我的老師突然對我說:「你應該開始準備到大學去拿個博士學位了,」我有些不服氣的問他:「您不是也沒有博士學位嗎?而在同行中又有誰不肯定您在學問上的成就?要治學,留住研究院即可,又何必到大學去循規蹈矩的拿個學位呢?」他默默的看了我好一會兒,歎了口氣,苦笑一番,然後說:「我來說個故事。當年我也和你一樣年輕,在離開臺北到倫敦「政經學院」進修前夕,我去探望我病臥在床的老師,他握著我的手,叫了叫我的名字,叮嚀我到英國唸書千萬不要只重學問,儘可能要拿個博士學位回來。他還說:這個社會愈來愈重視學位,年輕人有理想固然好,太理想主義可就不好囉!我到倫敦之後,並沒聽他的話,只修了一些我不熟悉、卻富有挑戰性的科目,結果,在知識的成長上雖然頗有一番新境,卻終究沒能拿到博士學位就回來了。這是我走過的路、我不希望你步上我的後塵。我承認,學問與學位之間是有所差別,可是,這個社會絕大多數的人只能判別你學位的高低而無法認織你學問的深淺,所以,如果你還想在這個社會上有些作為,無論是為己、為國、還是為民,除了學問,你還必須有學位。你應該知道:沒有博士學位,學問再好,也當不成大學校長。」他的話令我非常驚愕--驚愕於他竟然有這樣的一段歷史,驚愕於他這樣黑白分明的把理想和現實這兩條路線翻攤在我面前讓我抉擇。

而無論如何驚愕,我終究還是默默接受了他的建議,走上我一半以上的同事都走過或正在走的留學之路,來到了美國,讀一所長春藤盟校的博士班。

可是,來了之後,我仍然常常在想:如果我不選擇這一條路,那麼,我會如何呢?再往前溯,如果我不曾選擇進研究院的路,我又會如何呢?如果不曾到臺北唸研究所、大學和高中,如果連嘉義的初中也不曾去讀,那麼,又是如何呢?我不知道,也沒有人會知道。不過,每當我這樣反思之際,我總會記起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一八七四-一九六三)的那首名詩:「那條不曾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

第一次接觸這首詩是一九八四年的冬天。我還記得是「冬至」那一天。那一天中午,和幾位朋友到學校對面叫一家小館吃鮮肉湯圓「補冬」,頗飲了幾杯溫燙的紹興酒,在酣暢的談笑和酒興之際,我幾乎忘記那個下午還有二、三個小時的「高級英文」課要上。待我匆匆趕到文十六教堂、偷偷從後門溜進去時,齊教授已站在講台上唸著詩篇。鄰座的同學說她正在唸的是FrostThe Road not Taken。在微醺的酒意中,我根本聽不清楚她在唸些什麼,而隨後的一大段英語講解也聽得我昏昏欲睡,可是,末了,她突然停頓了下來,改用中文,用一位老婦人少有的堅定語氣說:「人生的每一步,看來好像都是在岔路口上做選擇--不是這條就是那條。在生命的過程中,每個人多少也都會想:當初,要是我走另外一條路,不知會如何?可是,當生命快要告終的時日來臨,回首望去,其實只有那一條走過的路會筆直無歧的延展而來。人生的路終結只有一條,別無他途。」那一堂課,我唯一清醒的時候便是她說這番話的片刻,而對「人生只有走過的路才是路」這樣的論調也一直無法忘懷。可是,終究免不了會想:若我不走這條路,會如何?

至少,我應該不會在異邦、異鄉這樣一個風雪欲來的夜晚迷了路。然則,我畢竟已步上迷途。而「迷途」終究也是路,只要能通往歸宿,再遠、再委曲的行程,依然可以前進。所以,坐在車中,我又慢慢的將自己的思緒拉回到展現在眼前的路上,凝思著行進的方向。
向東,直行就是大西洋,越過大西洋,是歐洲大陸、是中東、是印度、是東亞世界,也可以抵家。

向西,穿過北美大陸,是太平洋,越過太平洋,是日本,是中國大陸,故鄉近在咫尺。
而向北,是冰雪皓皓的北極。向南,經過中南美洲的叢林、高原,直下,終究也是極日千里的冰天雪地。

所以,只有東、西才是回家的方向。可是,飛過千重山、萬重水的來到這個地方,還不到三個月,怎能走回頭的路?怎能歸去?怎能不把握冒險的機會,走一走這一條乍看熟悉實是陌生的路呢?儘管單獨走陌生的路容易迷失,但是,如果人生的路終究只有一條,那麼,迷途豈不就是必經之徑?「走下去吧:而第一步是回到住處,避開將臨的風雪。」百般思量之後,我下了這樣的決定。重新放動車子,沿著相反的方向開回「貴格橋購物中心」,再從那兒試著開上一號路,每一條歧路我各試五分鐘車程,一不對,立刻回到起點,重新摸索,終究在雪落之前摸索著回到了住處。

進了屋,扭亮了燈火,扭開了暖氣,坐在沙發椅上,雖然覺得有些疲累,但是心裡原有的慌亂卻已消匿無蹤。

煮滾了一壺開水,點燃一柱老山檀香,泡丁一壺「凍頂烏龍」,輕輕啜著色呈金黃的茶,不經意間,一瞥窗外,才發現雪已經無聲無息的落了下來,而剛剛才步履過的人門小徑,不知何時已盡被白雪遮沒。

2010年11月16日 星期二

殘損的臉(《生命串流》0001)



我生命經驗中的第一個「黑道份子」叫做阿德。據說,他曾經是臺灣黑道史上「縱貫線」的四大天王之一。不過,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剛坐完很久很久的監牢,而且,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那應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剛滿六歲,身上和臉上卻已滿佈打架後的傷痕:下嘴唇的裂痕傷於一塊突如擊來的破瓦片;左眉骨的凹洞傷於一個十歲男孩的磚塊;右眼瞼的缺角傷於對手高明的竹劍刺擊;右手臂肌肉二度開刀仍取不乾淨的竹片則是混仗之後的殘餘碎屑。至於現在已經看不清楚的,以及我在別人身上和臉上所刻鏤的,那就不必提了。總之,那時候,我和我的童黨都是大人口中的「夭壽死囝仔」。我們簡直是暴力極了,布袋戲裡武功高強的大俠都是我們共同的偶像,經常在村中的老榕樹下所進行的鬥毆也不過是為了印證自己是不是英雄好漢。而有一天傍晚,當我們又準備開打的時候,突然看到村裡的大人紛紛往西邊跑。我們知道,他們絕不是要去看夕陽,那邊一定有更精彩的東西。於是,我們自動收兵,跟著大人的步伐快跑前進。

我們村子的最西邊是一座大池塘,是我姨丈的產業。他是雜貨店的老闆兼童乩,沒空管顧池塘,又怕人家偷釣他的魚,於是,便在池塘四周都種滿了林投樹。芒芒的林投刺,長得就像他被神明附體時揮舞自傷的鯊魚劍和刺球。不過,為了讓鄰家的女人可以洗衣服,男人可以洗澡,小孩和鵝可以游水,他還是在池塘的東南角上留了一個缺口,並且築了幾層石階,方便大家上上下下。而那一天,我們趕去看熱鬧的地點就是那個缺口。

當我們抵達的時候,池塘邊已經擠滿了人,然而,現場卻一點都不熱鬧,大家都噤聲不語,只有一人低聲說:「係阿德」。為了探索真相,我奮力撥開童黨的身子,從大人們腿與腿的空隙之間鑽向前去。而一鑽進圈內,就看見兩個穿著制服的派出所警察正抬著一個人從池塘的缺口走上來,後面還跟著三個只穿內褲、渾身濕透的男人。

當警察把抬起來的人放到岸上後,大人紛紛往後退避,我和一些童黨則樂得站在最前線。當時,我們並不知道他就是讓男人既恨又妒的「大尾流氓」,也不知道女人所咒罵的「死無人哭」的阿德就是他。一開始,我甚至不知道他其實是一具屍體,因為我從來都沒看過人死的模樣。我只覺得他的肚子脹得有點奇怪,像是人家放水流的死狗。但是,當我看清楚他的臉時,我立刻掉頭,衝出人群,往家裡狂奔。

回家之後,我跑進房內,躲在棉被裡,企圖壓抑顫抖的肢體。到了夜裡,抖動停止了,體溫卻節節上升。父親於是請來村裡唯一的赤腳醫生,在我身上打了一針又一針,卻始終沒辦法讓我滾燙的額頭冷卻下來。接連幾天,我都是在半昏迷的狀態,偶而可以意識到母親用濕冷的毛巾在擦我的臉和胸背,甚至可以聽見家人不斷在叫我的名字,像「叫魂」似的。然而,大半的時間,我都在作夢。

那是充滿驚恐的夢。在夢裡,我看見一個在池塘裡泅泳的人。他的兩臂就像是沒被徹底剁斷的雞翅膀,只靠一塊皮和身體沾連著。他的頭,浮腫而潰爛,像是剛被雙氧水滾過的一粒大爛瘡。更恐怖的是,他左側的臉,從頭皮、耳朵到下顎,整整被削去了一大片,血水和骨髓還不斷滲出。他一直向我游來,似乎在呼救,又像是要拖我下水。而我竟然無法動彈,無法言語,只能僵直的面對他不斷的逼近。

最後,母親請來姨丈替我「除煞」,拜求姨丈所供奉的池王爺降臨賜符。而在喝下符水之後,我才從噩夢中醒轉。據說,姨丈在池王爺附身之後,開口說道,小孩子不應該接近橫死者的屍體。他還說,橫死是一種報應,殺手不在人間。

不過,幾天之後,我的堂叔還是出面自首了。根據他的說法,在夜裡,村裡的男人通常會聚在我姨丈的雜貨店裡玩四色牌,是賭博、是娛樂、也是交際。而阿德,可惡至極的阿德,在出獄後的第三天晚上,就到雜貨店去,不僅奪走賭桌上所有的錢,還要他們在店外列隊,讓他逐一毆打之後,才宣告解散。由於不甘受辱,我堂叔離開雜貨店之後,立刻跑到武館取出關刀,埋伏在池塘邊的林投樹旁,在黑暗裡砍殺一路吹著口哨、走返家中的阿德,逼他帶傷跳進水裡。也因此,沒有人知道阿德究竟是溺斃還是刀傷而死。總之,法官認為,殺死阿德是「為民除害」,因而只判了我堂叔七年的有期徒刑。然而,根據謠言,那一天晚上,幾乎所有挨打的男人都參與了屠殺阿德的行動。他們說,阿德犯了眾怒,亂刀砍死才是真相,而檢察官和法官都收了錢,因此同意讓我那孤家寡人的堂叔一人出面頂罪。

謠言,其實是以非常隱密的方式暗暗流傳,而且很快就會止息,就連那一口池塘後來也被填平了。我的姨丈也去世了,我的堂叔出獄了、隨後也死了。然而,我什麼都不曾遺忘。自從那一次病癒之後,我再也不曾和人打架。同一年的秋天,我進入了小學,開始攀爬升學的階梯,從小學、中學、大學一直到研究所畢業,不曾間斷,也不敢間斷。我深怕自己會像我的一些童黨一樣,放下了書和筆,就會拿起刀和槍。我想,那一天他們一定沒看清楚阿德的模樣,所以,他們不會作噩夢,不會聽見池王爺的神諭和村人的流言,不會知道殘損的臉是最可怖的記憶。這算不算是一種宿命?

後記:本文寫於1996年,獲聯合報副刊「眾生相」徵文佳作,收入瘂弦主編,《人生散步》(台北:聯經,1997),頁48-52

2010年11月4日 星期四

波動是海浪的宿命(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2006/4/28,蘇花公路,清水斷崖)

    對我來說,2006年可以說是充斥著動盪與不安。我同時接了教育部和國科會所委託的三個大型計畫,外加一個自己申請的研究計畫,雖然有同仁幫忙,但我還必須教書、編書、編《新史學》、寫論文、審查各式各樣的論文、計畫案和人事案。更不幸的是,南部雙親長期臥病在床,屢屢進出醫院,工作之餘,我還必須南北奔波。而父親在5月往生之後,家族與親友之中連喪數人,大半年的時間裡,不斷的在殯儀館和告別式中出入。
    哀傷與工作壓力也迫使我不得不就醫檢查自己的健康,並開始定期服藥。不過,我相信,這是我的宿命,我不拒不怨。而且,我總相信,這一切的忙亂都會逐漸平靜下來,就像大海,也有無風無浪的時候。而在忙亂之中,我總會不斷尋找喘息的機會,讓自己還能反思所作所為,記錄當下的活動,策劃嶄新的未來。
        圖片中的清水斷崖,便是我前往花蓮主持「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人才培育計畫」的研習營之後,在返回台北的途中,刻意停下所拍攝的。那一天,在東華大學任教的陳元朋剛好要回台北,權充我的司機,一路上我說停就停,讓我隨興的拍了不少東海岸的景觀,這也是百忙之中的一種幸福。